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

明代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当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强化思想控制,而忽视了所选士子的实际素质是否适应做官行政的需要,铨选中因过分重视出身又导致了进士身份贵族化的倾向,更把科学技术长期排斥在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之外,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明代观政进士制度

"观政进士"的创设是洪武帝对前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在明代基本上是相沿不辍,推行到崇祯末年。明代推行观政进士制度的目的是对进士实授官之前进行岗前实习,增加一点从政的经验。进士的观政从取得进士资格以后就马上开始,观政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的文职行政机构"九卿衙门"中进行。观政进士虽不算是正式官员,但已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取得议论朝政的权利。进士观政给予所出身俸禄,进士观政时间的长短是不一的,观政进士需要定期考核。办事进士就是观政进士。观政进士制度是对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补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取士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韩国(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韩国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

科举考试思想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是科举制度日趋完善、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应地,科举考试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较之前代也更为丰富、深刻。具体言之,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为保证其公平公正和实效性,分地选拔、职前培训、立足实用综合考核,科举与学校一体化、科举必由学校以及反舞弊等一系列规章、举措得以实施,在人才选拔上,明代科举考试坚持宁缺勿滥,不以一试定优劣的原则。总之,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选拔标准、选拔途径、考试内容、取录方法诸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明代吏员选官者的居官表现

胥吏往往作为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猾吏"、"奸胥"和"衙蠹"等,我们在一边倒式的语汇中,还是能发现不少吏员具有正常的人格特质,只是由于主流意识中轻吏、贱吏心态的存在,以及话语权为上层官绅所掌握,使我们难以得知吏员真实的道德水平和在行政事务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通过考察吏员出身者的居官表现,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吏员的道德意识、行政能力,也能看出吏员出身的官员是否具有真才实干,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有无明显差异。在明朝初期,吏员选官是朝廷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不少吏员出身者官至六部尚书,此后,吏员任官一途受到抑制,朝廷规定吏员出身者不得任御史和府州正印官,在考核和褒奖时也明显向进士出身的官员倾斜,大有只问出身不论才干之势,显而易见,吏员出身者在选官过程中遭遇到"出身歧视"。事实上,明代吏员出身的官员中有良有莠,其中不少人政绩彰显,操守谨饬,也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吏员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造就刻薄威严的所谓职业特性,他们与进士、举贡出身者的历官表现并无天壤之别,可知今人所获知的"奸胥猾吏"形象有欠周全,明人对吏员选官者的歧视也有违广开人才任用途径的基本认知。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     

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陈长文教授的<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已于2008年3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明史和科举学研究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全书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是作者用力最勤的学术领域.包括<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意义及现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与其他版本之比较>、<进士登科录探源--兼与傅璇琮先生就"金花帖"问题商榷>、<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刊刻、流布与珍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明代进士登科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十个专题,各从不同角度对明代进士登科录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大多属于此前无人或很少有人问津的原创之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更好地利用明代科举的第一手资料--登科录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科举应举和录取的人数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许多士人都通过进士、明经等科的考试,取得出身资格,再通过吏部的考试而得到官职。每年经过州县初试合格送到中央参加科举考试的,杜佑在《通典·选举六》中说,“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开元时每年录取的明经、进士,在一百人上下,故赵匡在《举选议》中说:“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通典·选举五》)这些是就整个科举的情况而言。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

目前可确认的籍属山东的明代山东解元有81名.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反映出明代山东是一个文化教育和应试科举之风相当普及的省份;同时又很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在支撑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资源中,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明前期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83.33％,后期则下降至20％.这主要是由明后期解元进士出自官宦之家的数量明显提高造成的;但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弟的自身努力实现的.     

辽代殿试考辨

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辽人所谓的"殿试进士",当指礼部中选、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     

略论科举在唐代六部侍郎选举中的作用

唐代六部侍郎是地位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实际掌握六部大权 ,在唐代官僚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部侍郎中科举出身者在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所占比例出现逐渐增长现象 ,说明科举已成为唐代政治人才的主要发迹之途 ,其原因不但与科举自身的先进性有关 ,亦与士人围绕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有相当关系。     

两宋刑部尚书人员结构考述——以判刑部、刑部尚书为中心

两宋时期判刑部、刑部尚书共162人。在籍贯分布上,北宋较为分散,以神宗朝为界,有一个由北到南的转移;南宋则相对集中在两浙、福建、江南3路。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出身者最重,占七成之多,其中又以进士尤盛。但没有"明法科"或"新科明法"出身者。就家庭背景而言,官员家庭者有部分出于司法世家,布衣家庭者在担任刑部尚书前,也大多有着司法历练。布衣家庭出身者比例略高于官员家庭。这种状况反映了寒门庶族由科举走入仕途,迅速成长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与门阀士族时期的政治格局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史道与明代涿州史氏家族

史道是明代兵部尚书,曾活跃于明代政坛,出使朝鲜,修筑了大同五堡。其家族成员也多为进士出身并走上仕途。史氏家族在明代的涿州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