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士人成为中国古代舆情主体的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舆情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士人主体,连结天、君、民之间的士人发挥着整合民意、参政议政的主体角色。形成这一独特政治现象的原因不仅有士人阶层的兴起、士人来源于民的天然联系,还有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以及谏诤与科举制度为士人参政提供的制度化途径。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唐代落第诗所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

科举落第,是士人在仕进之旅遇到的一种重大打击。“落第诗”记录了士人们落第时刹那间的心灵感受,再现了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层面。唐代落第诗集中反映了士人的情感特质:诸如无人援引的悲哀和失意不平的愤慨,思乡时表现出来的回归意识,怀亲时流露出的不能光宗耀祖、尽孝父母的愧疚以及羁旅行役的沧桑感和精神上漂泊无根的苦楚。关注落第诗中反映的士人情感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士人和唐诗。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走向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从汉代的三篇不遇赋谈起

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建立 ,使得战国时激扬的主体精神难以再现 ,士人因此产生“不遇”之感。士人在解释“不遇”处境的同时 ,试图重新体认并适应外在环境。基于不同的时势和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认识 ,士人先后尝试了几种可能的立身方式。这一过程中士人角色意识的转换 ,显示出由策士到文章之士的心路历程     

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通过"二十五史"中"七史"《选举志》了解科举制的基本演变趋势,弄清科举制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是科举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根据"七史"《选举志》的内容和相关记载,指出各志篇卷虽不尽同,但都因循《旧五代史.选举志》之例分为"贡举"、"铨选"两大基本部分;重点考察了科举科目由繁而简、学校越益重要的演变趋势;深入讨论了一些有过争议的问题,如科举与察举、科举制定义、进士科创建时间、进士科利弊与废置等。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明清顺天贡院既是乡试之地,又是会试之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历经近五百年的沧桑,其维护与修建不仅牵动着皇帝与天下士子的每一根神经,而且也是科举制度正常运转的有效标志。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高适开元二十三年征诣长安考

高适是盛唐时期重要的边塞诗人,历来对其边塞诗关注甚多,然而在诗人本体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疑点。如其在开元二十三年应制科试的经历,一直为学界所争论,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应试地点是洛阳还是长安上。由于制举考试并不一定由皇帝主持,且考试地点往往确定较早,故而不能因玄宗身在洛阳就认为考试地点也在洛阳。而根据高适诗序和李白《赴上都》一诗,将高适开元二十三年的征诣地点确定为长安应无疑问。     

论晚唐科举与落第士子的心态——以《北梦琐言》为例

<北梦琐言>是唐五代继<唐摭言>之后较多记述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遗闻逸事、文士风习的笔记小说,虽说没有<唐摭言>全面,但它为研究晚唐科举之弊端(干谒权贵、请托受贿、以诗为砖、抄袭代作)和落第士子的心态(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愤、寻机报复朝中达贵、走向朝廷对立面)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因此亦显得尤为重要.     

元稹明经及第确切年代考

许多文献记载,元稹年十五明经及第,但究竟是实岁还是虚岁,不同学者观点不一。大陆学者认为是虚岁,及第在贞元九年,而台湾学者张达人则认为是实岁,及第在贞元十年。证诸文献,十五应是虚岁,是元稹报名参加考试的时间,而实际及第则应在贞元十年。     

长安的槐树景观与唐代的科举文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研究

槐树是唐代长安一道颇具都城色彩的自然景观,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浸染上帝都文化色彩而具有特定的人文含义。文章以白居易为中心,通过其不同时期诗歌中槐树意象所具有的不同含义,来考察中唐新兴知识分子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及生存状态。由此进一步研究在科举文化背景下槐树所具有的时代含义,以及由此反映的科举士子在长安的生活情状,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中古时期由以经学为中心的贵族文化到以文学为中心的科举文化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