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解释权与审判权

本文在对我国现行规范性司法解释与个别性司法解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立法解释替代规范性司法解释,以判例替代个别性司法解释的观点.     

论司法解释权与审判权

本文在对我国现行规范性司法解释与个别性司法解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立法解释替代规范性司法解释，以判例替代个别性司法解释的观点。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评价——以离婚时夫妻不动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规范性婚姻法司法解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有效地调整了婚姻家庭关系。但进入21世纪后,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婚姻家庭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一事求一解"、"一刀切"的司法解释造成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不衔接,有些规定适用的结果违背了《婚姻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以离婚时不动产权益分配的规定为典型。因此,有必要细化婚姻法律规定,加强立法解释;建立婚姻法司法解释监督机制和判例制度,对婚姻法司法解释进行规制。     

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转型的法理分析

当下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在适用中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是一种理想选择。个案解释应成为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司法价值追求和法律解释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方法论意义上具有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组合形态的行政判例和司法定向理论下决断论的理论逻辑,为以个案解释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转型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通过将典型行政案例上升为行政判例并作为个案性司法解释、明确界定行政判例的制定主体、重视行政判例的类型化研究等方面展开。     

刑事司法立场下的检察解释权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着解释主体二元化问题。作为一种权力属性，检察解释权与审判解释权应当是一致的。检察解释权的完善更有助于司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刑事检察解释应当限制立法性的司法解释，扩大个案的适用性解释，并最终过渡到案例指导。     

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转型

通过综合分析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规范历程与实践变迁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补充法律规定功能的确立、废止与长存。规范上的废止源自于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有别于立法的理论批判,实践中的长存植根于哲学诠释学关于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理性判断。二是明确界限功能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角色转换。在规范层面,明确界限是立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实践层面,明确界限转变为统一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宪法迈向合宪性审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区分独立型立法解释与辅助型立法解释的理论前提下,立法解释制度可以发挥增强合宪(法)性审查说理性以及法律合宪性事后控制的新功能。为促进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全面与有效发挥,应建立健全立法解释制度与合宪性审查、法律修改等相关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的教义学展开

刑事“合理解释”规范是对分布在数个刑事诉讼规范性文件中“合理解释规定”的体系性概括,其为相关诉讼方的证据解释行为提供了法定依据。已有成果未能对之从抽象、宏观层面做一般性研究,亟待理论层面的系统性阐发。合理解释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解释立法规范,承载了一系列有助于推进本土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功能期待。根据解释意图的差异,可将合理解释规范分为三种类型,即：“回应疑问型” “说明原因型” “消除矛盾型”。合理解释规范服务于证据解释活动,因而与证据法以及程序法衔接紧密。一方面,合理解释规范中蕴含了多元形态的证据法效力,具体包括免于非法证据排除、修复证据可靠性以及推定证据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为确保上述证据法效力的实现,有必要从作出方式和审查标准两个维度对合理解释规范的程序法适用予以规制。     

“混合法”理论与当今司法改革

在当今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在司法实践中表现渐趋明显 ,它既不能包揽无遗 ,又不可能随机应变。成文法条的过于原则、抽象、概括 ,也是司法审判中的难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 ,除了加快立法和进行立法、司法解释之外 ,创制和适用判例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本文认为 ,判例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 ,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因此 ,建立以“成文法”为主 ,以“判例法”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法”法律体系 ,是司法实践活动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当今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值得考虑的重要内容。     

浅析我国的刑法解释问题

为了应对打击犯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刑法解释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解释主体、解释权限以及审查、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的完善。     

税收法律体系的优化——以个人所得税为例

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质量不高是我国税收立法的“通病”,已导致税收领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在数量和效力上的失序,具体表现为立法权限不明、行政解释垄断、税收规范冲突等。从根本上说,这是人大立法权孱弱与行政立法权扩张的结果,应在制度层面进行调试,实现税收人大立法和税收行政立法的各归其位、相互配合。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应廓清税收领域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各自权限,并以行之有效的备案审查制度为保障,加强对税收法律体系漏洞的发掘和填补。总之,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宪法、法律的统摄下各司其职、相互衔接、相互印证。     

司法解释扩权背后的概念偷换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于是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扩权论将两个概念予以了偷换:一是将"统一司法解释"偷换成了"统一法律解释";二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司法解释主体"偷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法律解释主体".     

从解释权到解释方法：行政协议解释规则构建

行政协议解释是行政协议理论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立法和司法解释皆无规定，给实践带来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76号指导性案例，意图从解释权路径来化解行政协议解释纠纷，但支撑该解释权路径的行政优益权论、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论以及第三方中立判断的可能性，均存在理论和规范上的缺陷。从实质论讲，行政协议解释应建立在“协议性”基础上，这与民事合同解释高度契合。“目的解释”为行政协议援引民事合同解释规则提供了可能，《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7条第2款则奠定了规范基础。就具体解释规则而言，应在《民法典》第142条第1款基础上，结合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从文义解释出发，以目的解释为导向，结合体系解释的系统整合性，对行政协议解释规则进行教义学构造。至于行政协议解释纠纷解决的程序机制，《行政诉讼法》第2条、《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4条已经提供了规范指引。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作为其基本指导原则的 ,目前的刑法解释与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无论社会实践还是法律本身的发展都要求构建一种以法律条文为本 ,以立法解释为主 ,以法官为适用解释主体 ,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辅的刑法解释体系。以此为前提我们展望刑法解释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 ,适当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将在保证刑法的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其不周延性     

从行政案例到行政判例：以受案范围为切入点

判例法具有灵活性,能够弥补制定法抽象僵化的缺点。行政发展迅速,立法滞后相对更为突出,在行政领域实行判例法意义尤其重大。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能极大推动民主,可作为实行行政判例法的切入点。我国长期推行案例指导制度,事实上法官扩大解释了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我们应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行政判例法的经验,通过司法解释确立案例的法律效力扩大受案范围,并将此作为实行行政判例法的第一步。     

行政解释辨析

行政解释是指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法规、规章等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说明和在新的情况下明确适用法律依据。它是行政法的一种法律渊源,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但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性,在制定主体、对象、目的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法律漏洞的补充及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解释等不同。     

关于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的思考

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反映了我国审判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案例指导的积极探索。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在称谓上虽然已经明显地判例化了,但仍属于案例指导的范畴。“案例指导判例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发展方向,创制判例制度的法律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违反国家规定”的时代困境与未来方向——以非法经营罪为切入点进行规范体系的审视

面对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向,应当首先对其中心词“经营”通过整个法规范体系的实质要求来限定其为中性,以达致其保护市场秩序的立法目的;然后对其所“非”之“法”进行具体引用,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于“空白罪状”.但是此处前置之“法”显然不足以呼应信息时代罪情的发展,这倒逼着司法解释以解释法律之名,行类推“国家规定”至准“国家规定”之实.通过立法解释等最高立法机关的“决定”适当提升部分部门规章的“规格”,补足刑法罪刑规范中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当是复原刑法目标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和谐共生”关系的尝试性通道.     

论我国建立行政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判例法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和社会适应力，能够有效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在行政法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从统一法律适用、弥补行政立法的不足和完善司法解释的角度，论证我国建立行政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司法民主视野下公众的刑法解释权——从方舟子学术打假遇袭案谈起

我国现有刑法解释与适用制度忽略了公众在体制内的主体地位,正式的刑法解释权由国家机关垄断,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适用结果的公众认同度低,而且违背司法民主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必须将公众的解释权纳入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建立对话协商的司法民主制度,保障公众与司法人员在体制内开展对话协商,实现司法机关、司法人员与公众的视域融合,实现刑事司法的民主性与公正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论我国区域立法解释机制

《立法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法律解释主要指的是立法解释。区域立法解释以我国制度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尤其是地方立法解释为基础。区域立法解释包括释义型和寻据型立法解释两种类型。作为一项协调机制,区域立法解释对于改进区域立法文本自身的逻辑体系,协调区域立法同社会现实及其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区域立法的合作属性,应成立一个立法解释委员会,专门负责区域立法解释工作。区域立法解释的作出,要经过提出解释要求或请求、成立区域立法解释委员会、拟订解释草案和分别交由相关地方立法机关表决通过或批准等几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