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施对现代解释学的贡献

美国当代著名解释学哲学家赫施(E.D.Hirsch)在其1967年出版的《解释的有效性》一书中,对伽达默尔展开了批判,发展和充实了由伽达默尔所创立的现代解释学理论。他指出,伽达默尔在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对本文作者原意的否认中一同否认了解释的客观标准。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中客观主义精神作了批判,他认为传统解释学的客观主义只注重本文作者的原意,没有看到理解的历史性,而他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     

注释的心理机制——兼谈字义、字的组合义与语境义的解释

此论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注释心理机制的探究,讨论在这一心理机制下字的组合的解释和语境义的解释过程,寻找传统注释、现代解释、阐释、释义等概念在心理机制上的一致性,试图从认知理论的层面为整理这一类概念提供理论依据.论文主张:虽然传统注释学侧重与字词的音义训诂,解释学和阐释学侧重于文章的哲学意蕴的阐发,但从传统文献注释的实际来看,其所蕴含的心理机制是可以统摄字词音义的解释、句子的解释和篇章的解释的.中国的注释实践符合文献解读的心理机制.西方的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传意学,也无不适合此一机制.     

解释的限度:九十年代以来"美的规律"论争的解释学视域

九十年代国内关于“美的规律”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观点 :消解说、客观说、两种尺度说和限定说。这四种观点基本遵循三种解释模式 :客观 (作者 )解释、主观 (读者 )解释和语境 (本文 )解释。各种观点之间的论争源于各自所遵循的解释模式的不同 ,而现代解释学几种解释模式之间的差异为我们观照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解:“精神科学”的当代形态

在古典解读成为大众事件的时代,如何解读古典也成为社会问题。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将传统解释学的含义解释推进为意义理解,赋予解释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但陷入解释与理解或科学与人文的二‘解’纠结。古典解读承载着基于传统认同的建构社会合法性的特殊文化使命。古典解读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和文化合法性重新认同和建构的过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迫切需要进行解释学的当代推进,以为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新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解是继解释和理解之后古典解读的第三解,其要义是多元文化时代诸解读主体在对话商谈基础上的诸解共和。它以对文本客观性的坚持为前提,尊重多样性的文化理解,不是追求简单多数的粗暴学术民主,而是兼容诸多理解的精神共和,在共和中达成文化共识。以和解为内核的精神科学,是解释学的当代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胡适的实用主义解释学

本文所使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早在古希腊,“解释学”一词就已有对神谕、文献（包括在神学与修辞学、诗学等方面）进行考证与诠释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解释学进一步从对文本文字的诠释发展为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与阐发,直到近现代发展为关于主体的解释活动与文本、传统及意义的关系的哲学理论。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关于文献的考据与诠释的活动应当说是更为兴盛的。仅就中国古代的哲学文献而言,其基本形式是对经典进行诠释。因此,中国哲学似乎更应当有自己的     

“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胡适和梁漱溟分别是现代中国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本文仅就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作一比较研究,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归结为“一种新态度”。他称这种“新态度”为“评判的态度”,并且强调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的也是这种“评判的态度”。 根据胡适的解释,所谓“评判的态度”,如果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表示,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它“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述评

解释学美学是一个重要的西方美学流派,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发展起来。它的创始人联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问世于1960年的《真理与方法》,不仅是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哲学的代表作,而且也确立了解释学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解释学美学的经典文献。解释学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直接启发了接受美学。本文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作一扼要评述。     

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

学术与政治,是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话题。作为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领袖,胡适的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身陷季羡林所谓的"怪圈"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文章联系胡适学术历程,从传统文化、现代哲学基础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对胡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予新颖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     

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

中国人文传统与解释意识王中江不言而喻，解释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成为本世纪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解释意识只是到了现代才出现。事实上，无论在西方人文传统中，还是在中国人文传统中，都有着解释意识的历史。本文的目的，是...     

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

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方式,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的经典才能够保持鲜活的状态和长久的生命力。而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显然离不开对其核心典籍的重新释读、系统再构与现代转化,这就需要尝试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而它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问题域和表达方式上能与西方的解释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二是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资源方面能调动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特别是儒家的经学。三是能立定宗旨、明确目的性,其学术形态应重在阐发义理和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寻求意义,在理论的体系化和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     

从对话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的三个维度

任何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例外.以"对话"为基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含这样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两个儒家──谈儒家的法家化问题

两个儒家──谈儒家的法家化问题张再林一按照现代解释学的观点，任何古代文献的意义都是一定解释的产物，都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所谓“视界交融”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在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着绝对意义的“原典”，真正的“回归原典”只不过是思想...     

多元法律文化互动的多元透视

传统的比较法研究仅仅注重对不同法律文化的比较 ,而未能关注不同法律文化的互动问题。在当今世界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是一个正在改变世界法律文化格局、影响各国法律发展走向的基本现象。从功能论的角度透视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表现为功能上的比较和竞争。互动法则是优胜劣汰 ,即功能好者、强者得势 ,功能差者、弱者淘汰。从解释学的角度透视 ,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意义系统的互相解释、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动的结果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 ,而是双方都被对方所改变 ,渐次达到互相融合。从冲突论的角度透视 ,法律文化的冲突不过是不同社会群体、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的一方面。一种法律文化在冲突中处于何种地位 ,取决于法律文化的倡导者在整个社会的冲突中处于何种地位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试论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

本文认为,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就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材料、观点和方法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其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广泛征引民族志文献,用以解释考古遗存的文化现象;二是综合考古学与民族志中的同类现象,对文化进化过程或某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过程进行总结,从而抽象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中国考古学的人类学传统表现在:①对汉族民俗(包括文献、实物及其他遗留的文化现象)的关注;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对人类学一般文献(包括国内、国外、古代、现代)的征引和与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分析;④对民族志类比分析方法的认识和强调。     

论胡适文艺思想的三大矛盾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构成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三大矛盾.胡适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的矛盾彰显了一个隐身江湖又留神庙堂,有志文学又寄意家国,留连学术又不能忘情政治的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怀;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并未坚持到底,形式主义立场与他信从实验主义有关;胡适对传统文化激烈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他对传统文化很深的依恋,胡适学术活动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传统.     

西方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解释学之比较

西方现代解释学发源于古代的文献学和神学释义学.这种学问与中国古代为经学做解释工作的训诂学和文献学极其相似,两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训诂学和文献学可以视作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现代解释学强调对可能性的理解,中国古典解释学强调对现实性的理解,通过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两种解释学的发展呈现出趋同性.     

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

《易传》是一部解释学著作。"唯变所适"、"见仁见知"是《易传》依据"道"提出的解释学原则。道与人有相同属性,这是解释发生的关键;人性偏离了道的属性而呈现出缺失,则是人理解和解释道的真正动因。解释始于感,人感通《周易》以显三才之道,这是《易传》解释学的终极目标。就释道而言,道的意义是确定的、清晰的、抽象的,但道又是不确定的,表现为道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道的特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广阔无限的解释和认知空间。以"唯变所适"和"见仁见知"原则为出发点,《易传》通过解释《周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由卦爻符号工具性解释转向世界意义及其概念解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即有解释学,《易传》解释学既不同于西方早期解释学,也不同于具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