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冲突

1951年4月11日,正值朝鲜战争酣战之际,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以及远东美国陆军司令,并命令美国驻朝第八军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接替麦克阿瑟原来所担任的职务。麦克阿瑟被解职以后,立即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引起一场大风波。右翼共和党人和院外援华集团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展开猛烈的攻击。他们要求全面审查政府的外交、军事政策;邀请麦克阿瑟立即返回华盛顿向国会阐述他的全部观点;甚至研究弹劾总统的可能性。许多市镇烧了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模拟像,好几     

论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

本文在民主共和两党、文武官员集团和总统与战区司令三个层面上,讨论和分析了朝鲜战争决策中美国高层的政见分歧与权力斗争.通过对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美国外交政策推行和全球战略确立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美国外交决策中高级文官对武将的权力制衡能力.文章特别提出以杜鲁门总统最终下令解除麦克阿瑟战区司令职务和控制朝鲜战争发展态势为核心点,进一步从党政体制的角度阐明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军人必须接受文职政府领导”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马歇尔使华与国共停战谈判

马歇尔使华与国共停战谈判包爱芹一、马歇尔的使命与美国对华政策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将派乔治·马歇尔赴华，去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其直接原因是原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而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此时所急于达到的对华政策目标是使国共两党停止冲突，...     

杜鲁门、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政策之比较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朝鲜进行了武装干涉。在干涉朝鲜战争的战略目标方面,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是一致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在具体的政策方面,他们之间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冲突。     

杜鲁门·卡波特和他的《在蒂法尼进早餐》

杜鲁门·卡波特和他的《在蒂法尼进早餐》潘明元对于当代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ＴｒｕｍａｎＣａｐｏｔｅ，１９２４，９，３０－１９８４），评论家们有着不同的称谓，有的说他是“爱伦·坡式的哥特式小说家”，有的称他为“美国南方作家”，有的则赞誉他是美国“非虚...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     

抗战初期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

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始于1938年,止于1949年安徽解放.几乎整个抗战时期,安徽大部份地区都处于新桂系的统治之下.七·七事变发生,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蒋介石电邀李宗仁、白崇禧赴南京.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到达南京,国民党中央宣布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直辖的地区,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内部,战区司令可直接指挥辖区中的党政     

追索独裁者的不义之财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部长埃德温·杜鲁门认为,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必须携手合作,才能追回被独裁者掠夺的财富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期间英美在华绥靖政策刍议

“九·一八”事变期间英美在华绥靖政策刍议王宇博，冷光裕自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起，日本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旨在侵占中国东ｄｃ的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首先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使远东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渐居突出位置，而中国问题则为其核...     

1937—1945年苏联远东政策的演变

1937—1945年,苏联从避免两线作战,确保本国安全与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推行远东政策。“七·七”事变后,它以援华制日为主,同时坚持对日展开缓和外交。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仍重视中国战场在牵制日本方面的巨大作用,但被迫减少并终止援华,由美国代替自己扮演援华抗战的主要角色。大战后期,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决定在远东从防御战略转入进攻战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建立苏联的远东势力范围。     

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援助政策的缘起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政策,始自于杜鲁门政府时期.1948年苏南冲突的发生,为美国冷战开始后确立的分化瓦解苏东集团的政策提供了契机.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体制下,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对南斯拉夫的NSC18/4和NSC18/6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及其进程报告的形成与实施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对南斯拉夫军事援助政策的形成.这一政策的实质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利益的,其目标是利用南斯拉夫来分化瓦解苏东集团.     

谢伟斯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

二次大战后期,以约翰·谢伟斯、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在华外交官,积极参与了美国和国、共三方的一系列活动。对于他们在华的这一系列活动,国内外史学界历来存有两种载然不同的评价。美国官方以及对新中国抱有敌视态度的美国史学家,几乎“无可争议”地认为:美国官方的战时对华政策,遭到了一批“中国通”的积极反对和暗中破坏。“他们发自中国的函电中的意见,被国务院作为真理加以接受。因此,这些职业外交官带有偏见的言论起到了在这关键时刻逆转历史车轮和改变美国远东政策方向的作用”。上述谢伟斯等三人被指责为“丢掉了中国的三个约翰。”而国内学者则一般倾向认为,尽管这批“中国通”站在现实主义立场,对中国人民革命持友好同情态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美国官方的否定,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没有发挥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归纳谢伟斯的决策建议,从美国对中共政策形成过程和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文化积累角度,对这批“中国通”的历史作用作一重新评价,希望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1951-1960)

自美国实施对日军事占领时起,美国对日政策中就包含有利用心理战术引导日本亲西方化的成分.随着冷战形势深化,杜鲁门政府的全球心理战略逐渐成型,并于1953年确立了第一个"对日心理战略计划项目".根据此项计划,美国在日本实施了种种隐蔽的、以抵消共产主义影响为目的的心理宣传计划,充分暴露出美国政府为实现目的不惜使用文化渗透、心理干预等阴暗手段的政策实质.     

二战后期美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基于美国的战后世界战略目标,曾多次以不同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迫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敦促英国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并要求蒋介石政府收回香港后宣布其为世界自由港。但日本宣布投降后,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却一改美国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既定政策,转而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中国乘胜收复香港的计划功败垂成。其客现原因在于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主现原因在于美国政府欲保持与英国的合作,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重新抉择。     

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

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及其发展早在本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就开始出笼。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同年5月成立了以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制定了“遏制战略”,以对付苏联。凯南说:“宁愿等待30年,也要通过这种曲折缓慢的途径来打败克里姆林宫。”这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思想的发端。 1948年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议胡适参加人民解放军胜利后的联合政府,“施展其自由主义的影响”。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提出通过“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瓦解,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孤拔之死

孤拔(A·A·P·Courbet,1827—1885),法国侵略军头目,原为海军少将,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被提为海军中将,先任东京舰队司令,后任远东舰队司令,率领法国侵略军攻打越南,炮击顺安进逼顺化;后再率军舰侵犯我国福州马尾江(称马江),袭击福建水师,炮击马尾造船厂。此后又进犯我台湾,攻打基隆、淡水,封锁台湾海面,占据澎湖列岛,并以台湾为据点,多次以军舰骚扰我沿海,进犯浙江的镇海等     

盖茨比——美国梦的牺牲者

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弗·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sgerald)于1925年发表了他的杰作:《伟大的盖茨比》.这部长篇小说的问世,受到了文艺批评界的赞赏和推崇,被著名的诗人兼批评家托·斯·艾略特(T.S.Eliot)誉称为“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它被讨论,被赞美的次数不逊于20世纪任何一部美国小说.许多批评家一致认为《伟大的盖茨比》的主题是关于美国梦的幻灭.美国梦的幻灭是20世纪以来美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的主题.德莱塞的《嘉丽妹妹》、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及本文所讨论的《伟大的盖茨比》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力作.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翁都是美国梦的牺牲品.但是,“嘉丽妹妹”和马丁·伊顿是被美国梦中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异化了,而盖茨比更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他并不希罕毫华的生活,他向往的是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享受——纯洁的爱情.为了爱情,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的追求与毁灭极具有悲剧性,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美国梦的腐朽性和盖茨比追寻它的盲目性,从而得出盖茨比是美国梦的牺牲品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