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     

服务行政:理念及其基本内涵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建立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性潮流,服务行政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服务行政的理念有三:从管制到服务;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服务行政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公共部门在运行和发展中遵循"顾客至上"理念、以回应"公民"需求,实现"公民"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它具体包括五个特征。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

作为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充分融合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张,提出了公共行政的七大理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体 .矗现了现代公共行政所强调的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试论"顾客让渡价值"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启示

政府公共管理的内涵在于其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出发,政府可以通过提高"顾客让渡价值",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以此满足公众需求,最终实现公众满意的目标。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论我国公共治理中公民角色的多元并存与转化

目前,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角色研究呈现出对治理型公民的推崇和对顾客型公民的批判。但诸多原因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顾客二种公民角色将共生共存,有必要区别分析、深入研究,并采用有效方法推动顾客型公民向治理型公民转化。     

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探究

兴起于21世纪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是超越"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是理解当今公共服务提供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第三种"体制",成为协调服务提供者(政府)与服务使用者(公民)关系的重要理论指南。学术界关于新公共治理的研究存在多种维度,该文主要从"服务主导逻辑"的维度来解读新公共治理,并对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进行评价,进而概括了服务主导逻辑视角下的新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