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艮老区村告别“行路难”

陆丰市西南镇石艮村,是一个纯农的革命老区村,辖下八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5000多人,区域面积15平方公里。过去,各个自然村之间没有一条水泥路,甚至去县城也要走一段3公里的泥路,这些泥路由于年久失修,道路坑洼不平,村民生产、生活、交通十分不便,严重制约着该村经济的跨越发展。     

斐济交警管牛羊

维提岛是斐济第一大岛，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人口占总人口的２／３。岛上公路遍布，女皇大道、皇帝大道两条环海大道是公路干线，柏油路路面较宽，还有一条条泥路从环海大道伸向海岛深处，公路网四通八达，交通比较方便。我们在斐济首都苏瓦市的大街上发现，在十字路口指挥的交通警察，上身穿着短袖黑色警服，腰扎皮带，下身穿着雪白的裙子，其下沿是锯齿形，脚着黑色凉鞋，双手戴着长长的白手套，好不威风。 一次，我们到维提岛的腹地办事。车沿着宽阔的皇帝大道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转入一条泥路，路面较窄，不久就进入低山丘陵地带。公路…     

多年泥泞路 社区书记建言换“新颜”

辽宁省大连市胜利街4号楼和6号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隶属于铁路管理的楼房，两年前，大连铁路机务段拆迁，唯独留下了这两栋楼。楼前的路面是黄土泥路，夏天是一片“汪洋”，冬天更是冰雪覆盖。     

抹不去的记忆

在陆川开会,朋友用一点空暇时间,邀请去看九龙瀑布。往山上的瀑布去的地方是一条村路,一条崎岖的泥路,凹凸,起伏不平,车在摇晃中爬行,卷起一路浓浓的尘土,在车尾翻舞。而我在车的爬行中,让自己思想也沿着脑海的神经元爬行。     

春风吹绿天露山

粤西山区云浮市新兴县里洞镇,是广东省有名的革命老区之一,也是边远山区镇之一,其中梧洞村更是个特困老区村,与镇原有—条九曲十三弯的盘山泥路相通。2000     

对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的若干思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对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村民自治实践的需要.选取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这一视角,从村民委员会职责定位、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就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提出几点建议.     

村民自治下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一种间接民主形式,是村民会议的必要补充。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集中广大村民的智慧、监督村务的实施、融洽干群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创新的路径变迁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推广，随着实践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村民自治制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总结我国现存村民自治制度利弊、分析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村民自治制度比较的平台，为以后农村基层自治提供制度性的借鉴和参考。     

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的伟大实践 ——陕西农村推行村民自治的研究报告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民继家庭承包经营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它以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近年来,陕西农村的村民自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要使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得到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确处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严防家族组织和家族势力渗透和干扰村民自治。     

顾海林与他的村民学校

正有一群教师,活跃在田间村头,为村民宣讲各类知识;有一群教师,奔走在邻里乡间,为村民传递最新信息。他们就是上海市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村民学校工作室——顾海林村民学校工作室的成员。工作室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开展上海市村民教育的前沿阵地。"在从事村民教育后,我就觉得现在确实缺少对村民面对面的教育。"工作室负责人顾海林     

村民自治的蜕变及防治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取得巨大成功 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在我国村民自治的深层次发展中,自治权的蜕变问题是一个更为持久和危险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严加防范。所谓村民自治的蜕变,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其目标和精神实质,使村民的主权演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由村民自治转向了其他。一、村民自治蜕变的表现形式 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蜕变现象,其总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就是使村民自治名不符实,使村民的自治变成了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治。不过村民自…     

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发展中的矛盾及化解对策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四对矛盾：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村委会干部成本收益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予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等。直面矛盾,寻求有效化解对策,以促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

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的核心,蕴藏着四个方面的农村法治内容：维护民主宪政、维系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保护人身自由。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生成和运作的基础,村民自治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法治的过程,农村法治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村民自治法治功能的发挥。但因受传统文化束缚、民主基因匮乏、经济发展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激情多于理性,实践运作与理想形态还有较大差距。要促进农村法治的实现,就要培养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健全村民自治的民主机制;夯实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合寨村村民自治制度化研究——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自治调查

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作为国家法律确认的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已成为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在县、乡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在全村村民的努力下,在众多媒体的关注和宣传下,成为全国村民自治学习的榜样。作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一员,在当前新世纪新阶段,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现状如何也成为了众多学者和民众关注的焦点。     

党群关系、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绩效

从村民感知的视角,对浙江省的杭州、温州、衢州、嘉兴、金华等5个市的40个村进行调查,数据表明,村民对社会资本的满意度最高,对村民自治绩效的满意次之,对党群关系的满意度较低。研究发现,在农村中和谐的党群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绩效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构建和谐的农村党群关系,可以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进而提高村民自治绩效。     

浸润于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对贵州苗族地区D村的实证调查

村民自治是保持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和实现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然而,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异的民族政治文化深刻地制约着村民自治的运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其对村民自治体系的合法性、村民自治体系的输入和村民自治体系输出的影响。为了促进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必须注重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建设,着力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增加对村民自治体系的输入,吸收民族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提高村民自治体系的合法性,强化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增强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研究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定位有不足，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对村民委员会应重新定位，以理顺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应按照法人理念确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应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一样。法律应明确规定村民会议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股东大会。由于每个行政村兼有社区和生产单位的两重性，村民会议不仅对村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最高发言权。同时，对村内公共事务也享有最高发言权。村民会议应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对一些涉及村民委员会干部自身利益的村民会议，比如审议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评议村干部的村民会议，尤其是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会议，如果仍由村民委员会主任主持，难以保证村民客观、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村民委员会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董事会，村民委员会主任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执行由村民会议交办的各项经济事务；作为社区的自治组织，一如城市居民委员会，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样，在法律上就理顺了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民会议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城中村”村民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调查

利用对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村民的调查数据,研究村民的不同个体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村民的政治面貌、有产权住房数等因素与村民的阶层认同关系不大,村民的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从事职业、月收入水平、家庭月消费水平等变量则与村民阶层认同关系密切。男性村民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女性村民;青年和中年村民认同的阶层地位明显高于老年和未成年村民;已有城市户口的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农村户口村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村民认同的阶层地位较低,随着学历的提高,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升高;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村民,阶层认同最高,其次是个体经营者和公司职员,工厂工人和无业者等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较低;月收入越高的村民,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明显高于收入低的村民;家庭消费水平越高的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明显高于家庭消费水平较低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