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在温州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模式与集镇建设

经济理论界在讨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中,有些同志对农村城镇建设的发展问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体,乡村两级富,小城镇发展快。温州靠家庭工厂、个体经营,乡村两级穷,小城镇建设搞不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温州农村集镇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苏南模式”推动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而“温州模式”同样有利于加快集镇的建设。近年来随着家庭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在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围绕着两个模式的运行机制,分别就它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中各自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行、区域内经济的协调与运行以及总体运行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比较,从中揭示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就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村如何向商品经济转换的问题,而实现农村工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温州教育面临挑战与抉择

地处东海之滨的温州,以富有魅力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从“温州模式”的成功塑造到“温州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大试验。“温州试验区”成败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人才结构调整与改革的问题。而人才结构的协调改革,首先又是发展教育,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问题。现在,温州教育的落后性、单一性、被动性与温州多元化经济极不相适应。假如再不突破这种旧教育体制,就会给“温州模式”高层次发展带来阻力,这种阻力从现在到未来,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显然,温州教育已面临着严重挑战。现笔者拟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关心温州建设的同志们。     

温州模式几个理论认识问题

温州模式名噪全国,蜚声海外。但是,在理论界、领导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人们对温州模式还有许多不同认识。本文就温州模式的提法、适应性和评价尺度等作些探讨。(一)关于温州模式的提法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海,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的提法不胫而走。不过,对温州模式的提法是有分歧的。一些同志不赞成提温州模式,认为“很不妥当”、“不够科学”。理由是:“模式”一词,“与‘模特儿’、‘模型’等词同义,意思是某种相对说来已经定型的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们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式样”。①基于对“模式”     

“温州模式”与温州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的开发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焕发了温州广大农民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短短几年,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治穷致富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1985年,全市农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56元增加到417元,增长近7.5倍。然综观之,“温州模式”的主要范围仅局限于北起乐清柳市、南至苍南金乡的沿海、中部平原地区。诸如文成、泰顺、永嘉(属浙江省三大     

论“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兼谈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

近年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模式的形成,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一个典型,是农村深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深入研究“温州农村经济模式”(以下简称“温州模式”),对于促进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进行系统探讨;并就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谈点看法。     

民工公寓建设:苏南模式与浙东模式的比较

苏南(含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浙东(含温州、宁波、台州、金华、绍兴)在当今的中国版图上,是经济超常活跃的地区。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两地均走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前列。两地在发展历程中总结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又称“浙东模式”)是人所共知的两大区域经济模式。近年来,随着浙东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面超过苏南,两大区域经济在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谁更占上风已渐露端倪。     

“温州模式”与社会主义农村的原始积累

自从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不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经济现象,其中数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甚至还包括相当一部份雇工经营现象的“温州模式”影响最为深远。本文准备从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出发,通过分析经济运动与现实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试图对我国社会主义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过程作出某些新的判断,并说明“温州模式”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当前应采取的某些政策。     

“温州模式”研究述评

在种种似乎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规律。历史的曲折发展,给温州造成了一次次“出名”的机遇。1956年,温州永嘉县率先搞“包产到户”,虽不到一年,就被指责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主张”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但温州在全国由“包”而出名;在十年动乱时期,温州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人们谈“温”色变,“乱”得出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在全国再次出名。近几年,全国各地到温州农村的调查参观者络绎不绝,年均达一万多人次。国务院及有关中央部门、本省和外省的一些领导同志,相继赴温州视察和指导工作;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及大专院校的同志一批     

经济:与教育对话──对温州的案例研究

1997年7月．我与5位复旦研究生在温州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其中经济发展对教育的作用引起了我的兴趣,借此机会做一次案例研究。温州模式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模式。温州模式是其中最负盛名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模式之一。按照袁恩帧的说法．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而近年来股份合作制又在温州普及开来．构成温州模式的新特点。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其所有制结构与生产形式不同于其他地区,非国有企业占很大比重。1993年全市342．36亿元工业总产…     

温州农村的资金市场及其管理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迅速发展。与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温州模式”是在家庭经营和市场调节二大基石上纵横拓展成型的。近年来,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商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信用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资金市场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认真研究温州农村资金市场,不仅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温州模式”,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资金市场问题也有所裨益。     

谨防"霍夫曼陷阱"走重化工业"轻型化"道路

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重化工业的发展浪潮在中国兴起,同时也引发了重化工业发展利弊得失的争论。中国工业化必须防止出现“霍夫曼陷阱”。走重工业“轻型化”的道路,方能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工业化。     

费孝通教授率考察组在温州调查

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教授费孝通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罗涵先生于1986年2月20日至3月10日率全国政协考察组一行八人,在浙江省温州市考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3月8日,费孝通教授在浙江省人大会堂向一千余名听众作了题为“小商品,大市场”的考察报告。他说在三中全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下,温州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商致富的不同于苏南的新路子。他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详尽地分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费孝通认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渠道的不畅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继续前进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依靠十万购销员与十大专业市场所组成的民间商品流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流通环节上联系起来。国营和供销社的流通体制改革应尽快行动起来,从温州农村开拓的大市场中找到自己改革的方向,真正发挥促进生产、指导消费的服务职能。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理论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介到我国后,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见仁见智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甚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者中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激烈争论,至今未能达成共识。近几年来,关于“西方     

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沟通和结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哲学（理性） 自我提升而走向神圣化的道路,也是信仰摆脱权威与狂热而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本文区分了这种“理性化”的两条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并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文章指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世人陌生的道路,而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心学道路”,即走上与上帝“相遇”的道路     

如何客观认识温州农村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

“温州模式”对富民作用大,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是主流。有人认为“温州模式”会产生“个人富、集体空、国家穷”。笔者认为,温州模式使国家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正相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几个县,财政收入60%至70%,取之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区乡。我们的认识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强国富民。至于温州部分区乡集体经济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何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与李云河同志商榷

读了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对温州经济格局的再认识》(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再认识》),感到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再认识》所说的经济格局,主要指所有制格局,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其主旨是想澄清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即温州家庭经济姓“社”不姓“资”,温州模式姓“合”(合作经济)不姓“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温州农村的经济格局应该重新评价,对其姓‘合’不姓‘私’必须肯定。”就是说,温州的所有制结构中,合作经济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肯定”的。我认为不然。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     

80年代的家庭、种族和贫困

60年代的民权运动废除了种族隔离法,开放了投票站,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并给美国黑人带来了希望。然而,由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加大,60年代的希望渐渐破灭。自70年代中期以来,黑人下层阶级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与此同时,公众围绕着黑人家庭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目前盛行的明确的下层阶级模式有两种,即文化的模式和结构的模式。两种模式均集中在家庭结构和贫困问题上。文化缺陷模式80年代表现出有关贫困、种族和家庭的旧观点的复活。许多关于城市下层阶级的理论和见解都以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