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与影响：基于朝鲜半岛对雅乐之受容的研究

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自古就在东亚诸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雅乐为例的研究，以小见大，可以展现传统礼乐文化在国外被受容的历程及其机制、模式。朝鲜半岛对雅乐的受容经历了从全面吸纳接受到逐步强调本土化、地方化的过程，最终确立起既有自身特色又不背离儒家周礼古制的雅乐。在这个容受的过程中，充满了“华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和张力，“以古为正，端本正源”的雅乐容受思路的出现体现着“华化”和“本土化”的深度融合，也表明朝鲜半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的提升。雅乐作为承载着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作为象征符号，超越了形式本身，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朝鲜半岛发挥着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构建的作用。雅乐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地方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礼乐文化的东亚传承展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在文明互鉴时代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周代礼制的嬗变与雅乐内涵的变化

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雅乐体系的发展与成熟相一致,与《诗》文本的结集和形成相一致。雅乐作为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典礼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决定了雅乐的艺术构成,而典礼制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雅乐内涵的变化。典礼、雅乐和《诗》三者同源同构,三位一体,共同构筑起周代礼乐文化的整体框架。三者关系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周代文化的转型。     

舜与礼乐教化及文化建设

从初民宗教式的“礼乐”萌芽 ,到舜时及其后世的“礼乐”教化 ,“礼乐”从人性出发 ,由“修身”而扩展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贯穿了中国的历史。新世纪先进文化建设可借鉴其中某些积极因素     

论企业文化的概念和职能

企业文化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经济学概念一样,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明确、从日常用语到学科用语的漫长过程。追本究源、以文化的原始意义为出发点,以文化的引申意义为脉络,找出中西方“文化”一词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界定“文化”的含义,给出企业文化的定义,似乎顺理成章。     

现代社会的礼乐文化重建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并回答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认识礼乐文化的价值和重建礼乐文化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及其礼乐文化观的理论结构，深入阐发了“人文风俗美”特别是“艺术美”的理论观念，认为社会生活的礼制与礼仪，其实正是艺术美的原典；礼不只是僵化桎梏的阶级压迫工具，而更是美和艺术；礼不但是世俗空间的架构者，也是神圣空间的体现者。礼乐一体，可通之于人文、宗教、艺术，共成一美感的世界。在现代社会重建礼乐文化，尤须在反世俗化、反形式化方面著力。     

儒道视阈下的灵台意象

“灵台”是儒道都使用的概念,都与先秦气论有关,但具体内涵不同:儒家在巫术文化背景下,沿用灵台概念,使其成为天子的礼乐建制,是儒家礼乐文化的物质载体,表现出儒家对于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怀及其制度的等级性。道家以其为喻,赋予其精神自由之内涵,体现出道家对个体精神状态的关注。     

论姜夔《大乐议》的音乐美学

学界从文学视角来研究姜夔的诗词格律者颇多,而关于姜夔的音乐思想却少有人提及。《大乐议》充分体现了姜夔复兴礼乐制度、改革雅乐及乐律、强调统治者应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在探索音响学和声乐学理论上的新见解等音乐思想。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大乐议》也体现出不重视民间音乐的缺陷。以姜夔为代表的音乐家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做出重要的贡献,也促使后世对日趋僵化的礼乐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时空意识与学术自信

只有拥有丰富、延续、系统文献的时间和空间的国家,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人文地理、区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注重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旨在从文学地理学上弥补时间的断裂和空间的缺失。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结合。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以文化结构三层次说研析远古至春秋礼的演进

将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与礼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结合,可知礼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延及夏商物质层面的“礼物”,到西周以周公为代表制作礼乐文明的礼制,再到以春秋战国之际观念层面礼义的探讨三个阶段,将文化的发展从物质而制度而思想的演进与礼从“礼物”、礼制、礼义的—对应,既可以得出历史和逻辑演进一致的结论,也可以研析礼在先秦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科学如何构建秩序的宇宙——基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解读

科学在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独特的成就。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所具有的功能性、建构性和生成性同样在科学符号中被体现出来。尽管科学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确定性,但作为科学语言的“数”的概念早期却与人的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语言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成就和鲜明的精神印记,从而使世界进入到宇宙的逻辑和有序的状态中,依照其本性进行运作。从直观表象的数发展到具有逻辑关系的序数的数,再发展到具有类的概念的数,人类精神由此获得了关于数的智性原则。科学形式中“数”与“关系”的概念,体现了符号形式的建构性和关系性的特征,使得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被确证并实现了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法则。     

五论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概念是传统“道德”概念和“资本”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它一方面显示了道德功能格局的历史变迁,即从道德的目的性功能居于主导地位,到道德的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相分离,再到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异军突起,另一方面体现了从“实物资本”到“人力资本”再到“文化资本”这一资本概念发展的时代趋势。倡导道德资本概念,研究作为资本的道德,从而强调道德的工具性功能及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动员一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元素,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建设。     

西周孝观念的确立及其基本特征

西周孝道观念的确立 ,是与其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的发达密切相关的。西周孝观念的内涵 ,有一个从以“追孝”、“享孝”为主到追孝祖先与孝敬父母并重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从西周孝观念所指涉的对象而言 ,首先是宗教的 ,然后才是伦理的 ;从其内容而言 ,主要体现了礼的原则。孝既是西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道德教化的核心和基础 ,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沈约《宋书·乐志》与梁代雅乐歌辞创制

梁代雅乐的改革创新在中国礼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沈约的《宋书·乐志》与他创作的梁代雅乐歌辞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关系。沈约的雅乐理论重复古雅正,也重当代"时事",主张"远考经籍,近采故事",体现了雅乐创制中古、今与雅、俗的多重诉求,认为汉武帝的雅乐歌辞就反映了多重诉求的失调。在实践中,沈约通过对郊祀歌辞雅正复古,而燕飨歌辞和乐创新这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处理方式,平衡了"礼"与"情"、礼乐典章规范与文学审美的多重诉求,是当时经学复古要求与文学新变思潮一起作用下的创新尝试。     

"文化滞差"下的创新与价值的位移

毫无疑问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理论的创新则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聚焦点。“当威廉·奥格本在 192 2年出版的《社会变革》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滞差’这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术语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中间一个重要的日常用语。”一言以蔽之 ,“文化滞差”就是“‘文化’落后于科技和工业的发展。”[1 ]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从空间上来看 ,它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滞差” ;而就时间上来看 ,一个国家内因为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物质与精神的断裂 ,则形成了历史环链上的“文化滞差”。历史往往是有惊…     

浅谈东平文人的兴学事业

东平文人群体，在金元时期表现十分活跃。他们在元好问的影响下，积极开展兴学事业，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兴学事业，重点在于兴办学校。东平文人对此十分重视，身体力行，为当时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对元初文治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制作礼乐，是东平兴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东平最早使衰亡的礼乐集中振作起来，礼乐的振作，兴盛，既引导蒙古贵族逐渐从草原游牧民族的落后状态中摆脱出来，又使传统文化得到不断的延续和流传。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推动力，激励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其中，东平文人积极兴学所作出的一份努力，是不该忘记的     

社会变迁中的风险话语:发展的视角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风险”词义经历三次转变:从一个客观危害描述的概念转向一个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从风险与保险相连到与保险脱钩,风险的概念内涵也从一个统计学的概念走向了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同时概念转换也展现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最后在20世纪形成了流行的“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风险话语和风险社会理论反映了人类在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生存的命运重新思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深刻内涵

小康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不同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体现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