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清代士人文化价值变迁与文学创作发展——从吴兆骞、厉鹗科举经历谈起

清初诗人吴兆骞,经历了南闱科场案而流放宁古塔,对科举有曲折反复的认识过程,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科名之念,并且在寒苦的极地反而写出了代表清初边塞诗最高成就的昂扬诗作。反观乾隆诗人厉鹗,虽在盛世,却一生执意远离科举,其与同伴诗作更多是凄清料峭的风格。诗人的科举经历与诗歌创作中可以考察士人文化价值和认同变迁的轨迹,亦可窥见时代盛衰转变的枢机。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     

南宋遗民诗人的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

作为历代遗民中颇具特色的士人群体,南宋遗民诗人在共同的悲愤忧患与隐匿遁世的心理激发下,将先贤杜甫与陶渊明作为吟咏效仿与精神寄托的对象.于是,宗杜与祖陶式的诗歌创作便成为其心理认同的外化.遗民诗人的这种心理认同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有力诠释了“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这条基本的文学创作规律.     

宋人贡庄记论略

贡庄是宋人为资助科举考生赴试而设立的庄园,见于文献资料的贡庄都建于南宋。宋代贡庄记现存16篇,另有2篇赆送规约记,其性质与贡庄记完全相同,归并一起讨论。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科举录取名额甚至有所增加,意味着各地通过发解试士人数量的成倍增加,士人赴京考试的费用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贡士庄由此产生。贡庄记内容大致为表彰地方官之教育文化建设政绩,追述当地教育文化历史,展望当地教育和科举之前景,讨论地方为政之道和介绍当地读书风气。贡庄记作者大多是科举出身,是科举制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他们对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同感。另有"贡士规约记",其写作模式与贡庄记完全一样,只是文章之后附有贡庄收益分配规约。从写作角度观察,宋代贡庄记具有典雅的语言风格,常用对话式结构。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张戒和《岁寒堂诗话》

张戒是南宋初期第一个起来反对苏、黄诗风的人,在诗歌创作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他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张戒其人及其《岁寒堂诗话》作初步的探讨。 张戒,《宋史》无传,其名见于《宋史·赵鼎传》。钱曾《读书敏求记》误为赵戒。《三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取士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韩国(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韩国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略论科举在唐代六部侍郎选举中的作用

唐代六部侍郎是地位仅次于尚书的高级官员 ,实际掌握六部大权 ,在唐代官僚体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六部侍郎中科举出身者在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所占比例出现逐渐增长现象 ,说明科举已成为唐代政治人才的主要发迹之途 ,其原因不但与科举自身的先进性有关 ,亦与士人围绕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有相当关系。     

姜白石诗论之初探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被人称为“词中之圣”。这虽未免抬至过高,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略见一斑。不仅如此,姜夔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诗说》三十则和诗序,是他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起来的诗歌理论,虽然有些提法,不免有点玄乎,但毕竟是作者甘苦之言,所以“多精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影响

在南宋高宗朝"江西诗派"雕琢文风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其时的贬谪爱国诗人们,能够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在诗歌内容的忠贞爱国品质、艺术风格上的沉郁顿挫及句法艺术上的锤炼等方面认真汲取杜诗的营养,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伟大诗人杜甫对南宋高宗朝贬谪诗坛的深远影响。     

欧梅唱和与宋诗革新

北宋仁宗时期的宋诗革新,是伴随着改革复兴的政治气候而出现的与古文复古互为表里的一次诗歌革新思潮.这次诗歌革新一方面得力于仁宗政治复兴的时代氛围和新兴士人阶层勃兴崛起的文人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主要诗人欧梅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摇旗呐喊.梅尧臣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他诗歌创作实绩上,更体现在他与欧阳修诗文唱和交往中的共同作用和互动影响上.无论诗学观念、审美理想,还是对社会群体的感召力,欧梅唱和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曹学佺与万历丁酉科举案关系考论

晚明诗坛著名诗人曹学佺因卷入万历丁酉科举案而仕途受挫,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曹学佺坐丁酉科举案被贬谪一事,《万历野获编》等文献著录时有牴牾,通过考察曹学佺与丁酉科举案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考辨丁酉科举案相关事件及文献的真伪情实,试图再现晚明士人生存状态之一隅。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