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大”与“细小”之间--解读《陆犯焉识》的历史叙事问题

“宏大”与“细小”是伤痕文学后小说历史叙述的两种倾向,在当下时代,写“大历史”与写“小生活”,宏大叙事和日常化叙事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正构成文学的历史叙述不可分割而又富有张力的两面。《陆犯焉识》集中体现了宏大历史叙述和日常化叙述的平衡和失衡,它的创作套路既体现出作家以人性和爱情穿透大历史的愿望,又显现出小说叙述可能性的缺失和思想的局限。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论《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从叙述时间角度分析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围绕叙述时间展开：“情节”对于“本事”顺序改变形成的圆形封闭性框架式叙事结构,不但使结构紧凑,而且使其结构变化错落有致;现在与过去交替的叙述时间以不同的叙述速度呈现,由此形成了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聚焦于时间的叙述视角,使叙述人、被叙述者、接受者三方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历史在场感和沧桑感。在时间维度上的巧妙安排,使《历史人》的结构主义叙事艺术在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方面极具特色,显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

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历来存在着文体混杂的问题.该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征--深层叙述结构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和文化意义.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3种深层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作为欲望宣泄的民间文化叙述结构.这3种深层结构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展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而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势。     

毕飞宇小说：历史·启蒙·叙事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是寓言形态的历史和蕴涵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的叙述,毕飞宇意在显示思想文化启蒙的艰巨性和急迫性。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是在叙事中解构叙述历史和异类叙事。     

试论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历史叙述

叙述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叙述,即虚构叙述.但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研究,却不能不将历史叙述纳入其中.由于中国史学传统异常发达,使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得到高度发展.我们从先秦叙事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残缺和小说的晚出等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叙述的联系.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     

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现代文学中的悲剧女性典型形象阐释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毕飞宇《叙事》的叙事特色

从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叙事分析来看,毕飞宇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貌: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叙述,跳脱叙述的历史沉思,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叙事的特色凸显其闪耀历史蕴藏的同时兼备现代哲思的突出品格。     

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

《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     

“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论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考察,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从四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首先,“汉唐明清”的“盛世叙事”,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叙述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次,民族融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面貌得到再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第三,“汉唐明清”由衰转盛的变革历史书写契合了民族国家改革话题,表达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致的精神向度;最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自身的工具性,导致它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趋同之处,晨现出一种“现世关怀”情结。     

再读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

本文运用现代叙事理论,对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进行了解读,说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时空变异,挖掘其叙事结构的艺术特点.小说分别采用了“复调”叙述、“陌生化”叙述、“意识流”叙述、“多元”叙事的视角,以透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民族的“根”和“魂”决定着民族的文化。穿梭于不同中华子文化的阿来和张翎以故土的地域空间为“根”,运用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投射个人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呈现出民族文化的“魂”。置身于多民族交融、东西方文化交织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抛开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对时空叙事的整体建构融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独特生存体验,凸显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理性地思考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他们以文化故土作为空间原型扩展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凝聚灵魂,以无形的文化空间掌控历史中的地域书写,力求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并以此呼应故土情结、言说自我。他们在多种时空构建框架下耦合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思考跨领域文学书写的多维融合。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书写,如从古至今的交错,历史与现实的体验,他人与自我身份的投射,彰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因此,对两位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可以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后真相”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透视与化解

“后真相”下碎片化、非理性因素、舆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给历史虚无主义以衍生空间，使其不断以新面貌和新手法亮相发声，具体表征为以隐性的构境手法蒙大众之眼、以柔性的叙事话语掩虚无之实、以灵活的媒介传播虚无之果，这些做法源于“后真相”视域下去语境化杂糅信息的逻辑陷阱、情感化叙事手法的软性渗透、非理性化网络舆情的宣传煽动。对此，应从以“辨”识真，强化受众历史批判力与鉴别力；以“情”动人，激发深厚历史文化情感与合力；以“理”化极，培育创设历史分析的理性环境；以“行”促思，破解历史虚无主义“茧房”迷局等四重维度予以化解。     

历史与伦理:厄普代克兔子系列小说的叙事向度

兔子系列小说充满生活质感的描绘演绎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蕴含着作者厄普代克的历史关怀和叙事伦理.作家将现实感受、历史理解和叙事活动有机结合,激起读者的对历史的想象、发问和反思,启迪读者对生活意义的探讨,展示了一个当代文学家所特有的历史意识、叙事方式和伦理倾向.厄普代克用他独特的思维观念来审视历史,通过生活化的历史叙事探询个体的存在和社会的走向,引领读者准确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因此,厄普代克关于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叙述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伦理构成了兔子系列小说的叙事向度,也使兔子系列小说成为一种蕴含特殊意义的存在.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