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靖江宝卷研究》后记

笔者二十年调查靖江做会讲经的过程，对靖江宝卷的口头演唱和“文本”、靖江宝卷的形成和发展、靖江宝卷“小卷”的出现、靖江的“做会讲经”与常熟的“做会讲经”的比较及其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宝卷文本，期望能引起研究者的讨论。     

江苏常熟宣卷活动的新变及其意义

江苏常熟地区的宣卷活动是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的木鱼宣卷,宝卷、宣卷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宣卷的技艺产生了变化。表演形式、基本曲调、宝卷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目前观察,常熟宣卷是一种结合民间信仰,植根于常熟人民生活中的仪式活动,且能在不改变原有核心精神的情况下,不断地自我发展、创新,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

从宝卷的历史发展来看,许多宝卷非文学作品,故不能笼统将宝卷定义为＂说（讲）唱文学＂。作为＂非遗＂的宣卷和宝卷,应弄清近现代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传承的民间宝卷及其演唱形式和它们所依附的仪式化信仰活动。常州地区现代仍存在抄传宝卷为功德的观念,不存在民间宣卷艺人的＂秘本＂问题,宣卷形式仍为＂木鱼宣卷＂。宝卷文献的整理,应发掘和选择民间抄传善本影印出版。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宝卷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本文回顾了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对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宝卷叙录(三)

本文介绍的四种宝卷,均系江浙地区的故事宝卷。它们产生的时代,自明末(或清初)至于现代。江浙宣卷的发展,因文献缺乏,一时难以理清。这四种宝卷的介绍,可以为此提供一点线索。天医宝卷全称《慈悲普济天医宝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刊本,绍兴许鼎元老店刻印,即李世瑜《宝卷总录》著录吴筠清刊本。     

《香山宝卷》与中国俗文学之研究

文章着重论述了从唐代"变文"到宋代"宝卷"的演化过程及"宝卷学"的前瞻性影响,并运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和碑刻,阐明了传入中土的佛教观世音菩萨,是如何在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影响下,由原本产生于印度的男身菩萨,逐渐演变成在河南汝州香山寺出家的妙善三公主所修化,从而实现了观世音菩萨信仰中国化的过程.并且进一步地论证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确实如该卷中所载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在崇宁二年(1103)撰写完成,无庸置疑.     

源同形异说差别：汉川善书与宝卷之比较

汉川善书是善书的一种地方形态,至今仍流传在湖北汉川地区,它与宝卷在艺术形式与说唱内容上有着密切联系。汉川善书与宝卷在艺术结构、句式结构、演唱形式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宣讲内容上也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容,但仍存在艺术形式、说唱内容、讲唱场境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汉川善书的通俗化表演及哭文化与严肃的宝卷宣讲形成反差。研究宝卷与汉川善书的异同,对汉川善书的理论研究及汉川善书的保护实践有双重指导意义。     

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