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诗经》学价值考论

金元之际《诗经》学的传播接受可以从正史、作家文集、科考命题、笔记、杂剧等文本中加以考察。这一时期的《诗经》学对于"夫子删《诗》"、"三颂"顺序、朱熹《诗集传》在元初北方传播接受情况都有独特反映,也因处于易代之际而呈现出鲜明的实学特征和"王道"精神,并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考察这一时期《诗经》学的独特价值,对于加强《诗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构建相对完整的《诗经》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歌谣源于祭礼

法国著名学者葛兰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指出一个事实:《诗经》中的情歌来源于仪式。我们不禁有个问题《:诗经》中《国风》以外的诗歌是不是也是来源于祭礼吗?就这个问题,本文试着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巫术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与诗歌的关系。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对《诗经》的“人类学”、“异文化”解读

本文主要结合中外《诗经》研究的简况,通过对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的分析、解读,指出其书所采用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异文化"的独特视野对《诗经》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重要地位和现实意义,并着重指出其方法论对《诗经》研究的得失。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独具的风格分不开的。首先便是初民社会在“男女大防”上的相对开放性，这可在《周礼》等典籍中找到依据。这是产生那些健康、活泼又大胆波辣的爱情诗的土壤，是为后世同题材文学创作所无法具备的，于是造就了《诗经》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完美、诗歌情境美、艺术个性突出等独特风格。《诗经》对后代的巨大影响当然首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赋、比、兴艺术手法，但其中爱情诗也带给《诗经》巨大声誉，使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鲁齐韩毛《诗》说述要

鲁、齐、韩、毛是汉代《诗经》传授的四大学派，他们对《诗经》具体篇章及其相关问题各自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建立了一套自成门户的系统解说，提出了一些重大诗学命题，形成了一些著名诗学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其代表性命题和范畴，作出扼要阐述和评论，以同先秦《诗》说研究形成系列，构建“诗经学”的传统理论基础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诗经》与韩国古代诗歌发展

早自商朝开始,中国古典文化即已对韩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文学源头——《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开始传入韩国,韩国文人从此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本国诗歌。受《诗经》的影响,韩国古代诗歌也沿袭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古代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丰富了韩国诗歌的内涵。     

论《诗经》的幽默传统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成之初就具有五经之首的崇高的地位。由于《诗经》的幽默特点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传统深深打上《诗经》的幽默印记。《诗经》给后世带来的幽默传统大致有三:首先是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其次是近而不同于讽刺的硬幽默,第三是寓哲理于嬉笑中的哲理幽默。这使得孔子、东方朔、陶渊明、韩愈、白居易、罗隐、苏轼、杨万里等具有幽默特点的著名文学家都受到深刻影响。     

《诗经》水滨恋歌探微——兼论《诗经》“水”意象的文化内涵

《诗经》恋歌中大量发生在水滨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周代婚恋生活的独特景象。《周礼》所规定的男女“仲春之会”是这类民歌产生的现实背景，而先民的尚子观念与临水祓禊习俗则是其内在的社会历史渊源。《诗经》水滨恋歌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周代化礼成俗对当时社会婚恋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     

女性的生命轨迹──评《诗经·氓》、《玩偶之家》、《伤逝》、《克莱默夫妇》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的生命轨迹──评《诗经·氓》、《玩偶之家》、《伤逝》、《克莱默夫妇》中的女性形象郑仁霞《诗经》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悲剧《氓》。《氓冲的女人诚实、勤劳、善良、热情，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女人。那个名叫氓的男子掩饰不住青春的萌动，娶了她。不一会儿，婚...     

独特的精神财富——试论《氓》在《诗经》婚变诗中的不同之处

与《诗经》中其他婚变诗相比，《氓》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在这首广阔叙事背景下的诗篇中，我们能看到一种文化精神。本文试图从叙事特点、女性形象、社会意义这几方面入手，通过对比揭示出其独特的闪光点。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曹丕对《诗经》的接受及其文艺价值

曹丕对《诗经》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诗文中对《诗经》的引用。从曹丕引用《诗经》的具体形式看,主要分为引用原句、整合句子、摘取词语、以作品主旨入诗入文。就曹丕引用《诗经》的目的而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渲染气氛与烘托环境、突出某一情感、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气势、增加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曹丕诗文中对《诗经》的引用,发展了《诗经》中的文学艺术手法。     

孔子与《诗经》关系新论

在孔子诗教观的意义指向与《诗经》文本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某些间隙。透过这些间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与《诗经》的多重对话关系,以及晚年孔子的生命情境;从《诗经》出发,最终又回到《诗经》,孔子藉此完成了其生命与文化形态的内在逻辑;孔子晚年对《诗经》的整理是其政治、文化活动的一个总结。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