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８０ 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次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简论《诗经》中的草木

学习《诗经》既可得识古籍之草木，又能知身边草木所蕴藏的先民心思、咏叹。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经》认识名物的价值，他认为《诗经》有助于认识许多草木鸟兽之名。《诗经》中的草木，不仅其名称、形态印入后人的心中，而且其情愫更是深深地驻扎在后人的生命里，生根、发芽，永生着。缤纷植物养人眼，诗意草木怡人情。读《诗经》，识草木，可以兴观群怨，也可以思无邪，宁静致远。     

浅论《诗经》中的“美女”

《诗经》中的关女对后世美女有着某种模式性的影响，是关女的文化源头。《诗经》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散见于十多篇《国风》中。仔细阅读这些描写美人的文本后，我们发现，《诗经》里的关女有两个层面。其一，女性的整体之美。其二，女性的外在美。在《诗经》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男女身份上的相对平等，男性的审美目光是平视的。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何楷的《诗》学贡献

自汉迄明的《诗经》研究，用功最勤、标新意识最强者，莫过于何楷的《诗经世本古 义》。但此书至今未受到《诗经》学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主在论其书对《诗》学之贡献。     

庄子对《诗经》的反思

《诗经》是先民的歌唱，其本真的天性原与庄子崇尚自然相契合。庄子时代，儒家学派重视《诗经》，但赋予其过多社会、政治的功用，《诗经》的原生态一定程度遭受破坏。《诗经》在《庄子》中出现频率不高，是庄子独创精神的具体反映。庄子抨击《诗经》，实际上是抨击儒家解诗传统；庄子反恩《诗经》，实际上是反思如何在喧嚣的尘世间保存本真的天性。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诗经》复合词构词方式浅析

《诗经》复合词构词方式浅析佟涤非摘要现代汉语复合词和《诗经》复合词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诗经》中的构词方式，被现代汉语全部继承下来。《诗经》中能产的构词方式，如联合式、偏正式，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能产的。《诗经》中非能产的构词方式，如动宾式，在现...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诗经》成语演变研究

对源于《诗经》的成语及其演变进行研究，考察其演变过程。认为社会发展、作家的主观性、讹变、词义的变化是导致《诗经》成语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发生演变的主要原因。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诗经》神学天命观及其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影响

关于《诗经》神学天命观思想，现世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诗经》塑造了一个至尊的“天神”以证明王权的合理性，还反映了周人对殷人神学天命现的改造。《诗经》神学天命观对后世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