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象、意关系新论——从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解读

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探讨肇始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端,经魏晋“言意之辨”更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新方法和流派的出现。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和语言学转向,意义问题更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借助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关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之思,就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上的揭橥,使得在言、象、意问题上取得了全新的审视与启悟。     

观物论及其审美运思的结构探析

观物论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易传》“观物取象说”是其元初及核心命题。从“观物”这一诗学的审美运思角度来看，“物我之辩”是主体观物视角所产生的不同审美观照心境，其观物过程主要体现为“观物取象，因象生意，因意构境”的审美运思过程。后世儒道禅话语的介入使得“观物说”发展为观物取象（客体现象）、观虚守静（主体心境）和观心照寂（本体真理）三个不同层次。另外，“感物说”存在不同内涵，却与观物论联系密切，观物和感物看似两个不同的诗学范畴，实则也是不同审美运思的结果。当用观物论“物我”视角和互观方式切入，会发现二者的异同和互含现象。     

中国古典意象问题

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敏泽同志在讲授先秦文学理论批评时论到中国古代意象论问题。他认为向来以为“意象”一词来自国外,其实是我们传统中所有的。 中国古典意象论有两个源头:《周易》和《庄子》。《周易》中认为“言”“意”是不能完全被表达的,可以由“象”来表达。“象”比“言”、“意”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庄子》要求舍“象”求“意”“言”、“象”仅是“得意”的手段。《周易》重、“象”,《庄子》重。“意”,但这时“意象”还设有作为一个词组出现,仅仅具有对“意”与“象”的关系的论述,但对后世的“意象论”发生了深远影响。     

先秦儒、道两家言意观辨析

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围绕言意关系进行了大量讨论。通过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有关儒、道两家言意观的记载，可知其中既有共通又有不同。一方面，先秦儒家与道家在“言”与“意”的表达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即“言表意但不尽意”;在“言”“意”两者之间，儒家与道家都表现出重“意”轻“言”的特点。另一方面，出于对“意”的重视，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对“言”如何尽“意”进行了探索，儒家的探索主要以“建构”的方法进行，而道家与之相反，选择了以“解构”的方式来追求“言尽意”。     

论意、象、言的诠释学意蕴

《易传.系辞上》在解经的过程中提出了意、象、言三个概念,并初步论述了三者的关系。这三个概念在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中充分展开。争论中有三个主要观点,即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言尽意论。这三个论点在中国古典解释思想中有其重要地位,对之从诠释学角度进行分析,在与西方前诠释学和一般诠释学的比较中重新审视意、象、言在理解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探讨建立中国诠释学体系不无裨益。     

关于言、象、意问题的认识论探索

言、象、意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极为古老的问题。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认识的三个基本要素及其关系。对它们进行探讨和研究,直接关系到认识的主体性涵义,关系到主体的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能促进哲学思维的深化,有益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从古代对言、象、意问题的论述来看,三者的核心是“意”。它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意的涵义;二是意的来源;三是意的表述。如果我们把感觉意识称作对客观存在     

作为逻辑的文字：从文字观到文学观

依现象学的观点,文字不单纯是石头上的刻写或书页上的字符,而且是一种先验的意向结构。如果说“字音”形成了西方人认识世界的“理则”,那么“字象”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常则”。汉字以“字”建序、“字”以比类、“字”属“阴阳”、“字”以“名”重,衍生出字逻辑、象逻辑、和逻辑和悟逻辑,形成了汉语言情感理性的具身性意向结构;西字依“言”立法、“指代”命名、“声”以“区分”、“词”“物”对应,衍生出语法逻辑、概念逻辑、分析逻辑和再现逻辑,形成了西语言科学理性的对象化诠释意向结构。作为逻辑的文字决定了中西语言符号体系、赋义方式、思维路径、体验模式的差异,其意向结构的差异奠定了中西审美差异的基调。从文字观到文学观,彰显着中西美学理论范畴及理论体系差异的文字规定性。中国诗学是情感逻辑;西方诗学臻于真,中国诗学深于情;西方诗学辨于物,中国诗学观于心。也许这就是中西文字意向结构的差异所建构出的不同“意向性形态”的审美世界。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中国古代美学中言、象、意三者的关系

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既涉及语言学知识,也涉及美学知识,更涉及哲学知识。古人早就意识到"言不尽意",于是"立象以尽意",最后达到"得意忘象"。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西美学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论文学文本的构成特性

在文学文本的构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要素论"和"层次论"的分歧和争论.综合古今中外有关观点.文学文本应是一个多层面有机构成的整体,这些层面可进一步归纳为言、象、意三个大的层次,这三个层次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又因其内在关联而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共同担负和体现着文本结构的意指功能与审美功能相统一的整体性功能.文学文本结构的这种整体性功能也决定了它的非自足性和全面开放性,它的产生和存在有赖于作者的创造,它的实现和完成以及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也有待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中西方诗学均有着丰富的有关文本的理论。二者对文本的认识也是从对要素的观照入手的。中国古代诗学认为,文本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并呈现着言→象→意→道的逻辑关系;西方古代诗学受亚里士多德悲剧六成分说的影响,特别强调情节和性格对文本的构成作用,并因前者的积淀和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叙事学理论,由后者形成了典型理论。在文本的结构层次面上,中国古代诗学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论;西方诗学受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的影响,多主张非有机的整体论。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中国古代诗学更为流行“文由心生”的作者决定论和“意在言外”的读者决定论;西方传统诗学则流行读者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只是到了２０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本地位才发生了重大文化,即文本不再是社会、读者和作者的派生物,而是自足和独立的存在。相比之下,２０世纪的中国诗学则缺少原创性,近乎“失语”。     

浅议中国传统观及西方语言哲学的融通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一旦所表达的含意得到正确的表述理解、领悟 ,就可以不再依赖于语言外壳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言意观 :得“意”而忘“言”。本文简略回顾这一传统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并分析其成因 ,试图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变这一角度来阐释中西言意观的融通潜势。     

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

言说体验之境并显示其中蕴涵的人生意义,既是文学言说的追求所在,也是文学言说的困境所在。不过言意矛盾并非仅仅体现为欲说之“意”难以转化为传达之“言”,其间的矛盾至少包括三种形态:“意”的丰饶与“言”的贫乏;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遮蔽了意义的表达;以及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的限制。因此,言意矛盾实际上存在于两个过程之中:“意”向“言”的转化和“言”对“思”的禁锢,后者乃是更深刻也更根本的言意矛盾。     

先秦时期言、象、意的关系及其向美学范畴转化的根据

言、象、意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三者相互关联，构成“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传统美学图谱。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思维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形式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     

中西神秘主义诗学言意主张的比较

在中国诗学关于言、意、象三者之论述中,意作为价值理性而成为根本,言、象则作为工具和诗的载体。在处理言、意、象关系中,将立意延伸为＂兴趣＂和＂味＂,对后代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诗学理论中,借隐喻以达原初、借隐喻追求真理、借隐喻重构现实的主张,也是从具体到抽象到阐述真理和精神的过程,从这一层面看,中西方诗学主张既有相互契合的一面,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追求。     

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

哲学是民族化、个性化的 ,只有民族的语言 ,才能建构与这种民族的语言形式相适应的哲学形态。和合语言哲学力图在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突而和合的基点上运用并整合言、象、意范畴。语言符号与形象是言与象的关系 ,言、象与意义、意境是言与意、象与意的关系。言尽象与不尽象、言尽意与不尽意的争论 ,以及由“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而推致“得意忘言” ,历来见仁见智。在和合语言哲学语境中 ,尽与不尽、得与忘之间 ,若就一体圆融的不同层面而言 ,如形象世界与意境世界、在场世界与不在场世界等 ,都是融突而和合的 ,不能“执著”一面而否定另一面的合理性。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意象"的还原

“意”指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某器、事、道的认识的特征集;“象”即是根据个人情性从特征集里抽出来的子特征集,“象”是对“意”的表现;“意象”是“意”和“象”两个特征集的连用,可以偏指“意”,亦可以偏指“象”。“意”、“象”在符号发生系统与认知过程里,与器、道、事、气、神、法、书、言等有密切关系。明了这种种关系,有助于把握“意象”的实质,也有助于把握艺术的本质。     

论意境:意与境浑和以境胜以意胜

在署名为“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①中,王国维对文学意境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现我者,意徐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这里王氏给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是“意”与“境”;2、怎样才会有意境;3、什么是“出于观我”与“出于观物”;4、什么是“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