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藩外夷"与"五族共和"

一、西力东渐背景下清季"华夷"观念的结构性变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时,即明确意识到"华夷"观念乃是其反满革命的利器.他们试图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激动种姓",号召民众,认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从华夷之辨到古今之辨——关于中唐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再思考

本文从前人有关华夷之辨为中唐古文运动诱因的说法入手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华夷之辨与古文运动之间存在一条“辨华夷—复尊儒—辨古今—学古文—复古道”逐步递进的线索.边疆危机、藩镇割据等安史流弊促使华夷之辨在中唐士人心中强化,进而引导士人对“华”之本体进行审视,产生儒学复兴的使命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华夷之辨延伸为古今之辨,即矫正华夷相杂的“今”文化,回归纯净的华夏“古”文化.中唐古文运动正是这种回归古典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即通过写作与古圣先王著述表达相一致的文体,探求古道精髓,复兴古典文化.这种复兴的终极目的则是儒学复古基础上的创新.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华夷关系的历史定位、演变轨迹与文化选择

"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各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促使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作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同时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天人合一"观念中的传统辩证思维探析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对"天人合一"观念有不同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现代意义研究较多,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维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从思维模式上,揭示"天人合一"观念所蕴涵的"合-分-合"的传统辩证思维."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与"人"混元之一的"合"的状态出发,承认"天"与"人"的区别和对立,但没有走向对立、分离,却走向了"合一".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明清的民族政策与正史的民族观念

民族政策作为时代政治的重要内涵,必然会对时代史学特别是官方正史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民族政策总的方针是"威德兼施",这样的民族政策对明清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观念影响颇深。所谓"威",体现在军事上为武力征伐,政治上则是歧视与强迫同化;所谓"德",主要体现在对被统治民族的招抚优待和"因俗而治"上。这种"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反映到正史《元史》和《明史》中,则分别呈现出"大民族主义"和"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公私之辨:从梁启超到梁漱溟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主要道德形态以"私德"概括,同时认为中国人亦有"公德"观念.他对中西的公私观念不做区分,原因在于他对"公德"的目标即"群"的关注只着眼于它的效果,而对其类型未进行明确的辨析.梁启超提倡的"公德"受效果论的影响,强调尽己责己,这与"公德"是"私德"之推的结论相关,最终使得公德、私德这一分析框架回到传统的问题结构.国家作为重要的"群",是梁启超"公德"观念的最终目标.梁漱溟以理势观作为方法论,认为公德观念产生于现代西方有边界的团体之中,他区分了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公私观念及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将团体建设作为培养"公德"的入手处,并认为,以无边界的天下作为公的视野是中国思想的卓异之处.从梁启超到梁漱溟对公私之辨的回答体现了中西思想交流中方法论的渐趋成熟,对其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建立在连续性与创造性基础上的中国思想史仍有启迪意义.     

共有系统论下的中华文化圈翻译

运用"共有系统"论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史,目的是为了重写翻译史。中华文化圈中的汉文化,以礼义为标志的"华夷之辨"文化传统,"以文化为纽带、以利益为根本"的宗藩关系,都是一种对各个文化、各个民族都有益的"共有系统"。中华文化圈中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之所以在翻译汉文化方面能够合理合作,原因就在于各方都认同这一"共有系统",从而利用这一"共有系统"服务自我。一旦把"共有系统"看作可加以利用的工具,就展示出了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从而回击后殖民译论。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唐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积极引进国内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东方大国,完全有能力向其它国家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唐朝在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开放的现象。 一、华夷一体,一视同仁 唐朝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封建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国学、汉学和"百年留学生文化"——兼论理性高于权威

原始仁学面对的自然、社会、知识环境与现代社会迥异,而原始仁学及其现代义解所共持者为:义利之辨和紫朱之辨."义利"为仁学伦理学之原则,"紫朱"(真伪)为仁学伦理学之方法.将二者运用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现象,以新仁学之"义镜",反射出错综复杂的文化学术界之"利薮经纬":今日国学、汉学、留学文化所内嵌之功利主义固疾,实导致中华文化在物质性成就不断提升的同时,将结构性地降低其民族精神文化之水准.对治之策正是返归仁学精神本身.历史辩证法在于:最古老的东方伦理学智慧,在最现代的西方等符号方法论协助下,将有效提供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认知标准和工具."伦理学"(传统原则)必须与知识论(现代工具)结合,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精神实践手段.     

"科学民主依法执政"要树立几个新观念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党不断地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并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直接相关.而适应和驾御新的环境则意味着要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这种格局之下,要提高执政党的理性化水平,就必须树立一些新的观念:一、要树立"冲突"观念;二、要树立"有限理性"观念;三、要树立权力是必要的"恶"的观念.     

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

文人论政,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先河.自此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41年里,"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1.萌芽期.从1874-1884年的十年中,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论说800余篇,标志着"文人论政"的萌芽.2.发展期.在王韬、容闳等人的示范和鼓动下,言论救国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思潮,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的十几年里,进入了"文人论政"的蓬勃发展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报刊实践直接将"文人论政"传统推向高潮.3.衰退期.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低潮,报人、报纸品格低下,报纸言论退化,"文人论政"从此走进万马齐喑的衰退期.4.复兴期.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从此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的运动中,<新青年>同仁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的论说文字,打破了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标志着"文人论政"传统的复兴.     

"顺天则时"——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人们对"天"既崇敬又畏惧,认为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必然反映,是不可逾越的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而以此为理论依据,中国古代产生了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法律制定时遵循的"则天立法"原则,法律实施时实行的"司法时令"等制度.因此,立法与司法中"顺天则时"的观念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规律与人间法度相类相通.浑然一体的格局."天之法"因此具有了实用价值,而"人之法"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神秘性.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自然观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     

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文"与"质"的还原——追溯概念产生的土壤

孔子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在"文"、"质"原始独立、简单粗糙形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文质并举,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必然的历史进程.有了人类就有了"文" ,在某种意义上,"文"比"美"等概念更能准确地说明中国人特有的积淀着丰富民族历史的审美意识.春秋时代人们对"文"十分重视.在"文"过分发展时,强调以"质"弥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异于西方文化之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和"为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