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句中介词"为"的起源和发展

被动句中的介词“为”是动词“为”在“作为、成为”义位上虚化的结果。表被动的“为V”或“为NV”最早是述宾结构 ,由于“为”用在行为主体和动词前面 ,逐渐发生了虚化 ,成为引进动作行为主体的介词“为”。“为N所V”、“为N之V”、“为N之所V”、“为N见V”、“为N所见V”、“为N之所见V”等格式是“为NV”被动格式的扩展形式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孙子军事美学思想体系述论

孙子军事美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美学思想理念,以“求真”、“尚智”为其思维的理念方式,以“善战”、“神奇”为用兵境界的追求,以“全胜”、“和谐”为最高军事美学价值的核心,构建起以“尚智”、“善战”、“天人和谐”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军事美学思想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探析孔子的“仁爱”思想其和谐社会理念

孔子的“仁爱”思想和“仁学”体系,构建了以“克己复礼”为基础、以“仁者爱人”为核心、以“为政以德”为准则的和谐社会理念,为社会的政通人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践行路径,对我们今天“修己”、“教人”、“处世”、“理政”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仍不乏启迪和教益.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列维纳斯是当代法国急进的“异”类哲学的精神之父,向“存在伦”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哲学家。他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一个“异域”,即“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不是“存在”“包容”了“他者”,而是“他者”“包容”了“存在”,“存在”“包容不下”-“包容不了”“他者”,“他者”“不在”“存在”之内,而在“存在”之外。“他者”“大于-强于”“存在”。伦理学问题得到了哲学上大幅度的提升。他不是完全否定“存在论”,而是把“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伦理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将“存在论-真理论”置于“价值论-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它不以日常经验之物为“对象”,但绝不是没有“对象”;“哲学”的“问题”常常不能完全“概念化”为一个“论题”,但绝非毫无“主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以“存在”为研究“主题”,仍以“存在”为思考“对象”,只是这个“存在”作为“对象”,并非完全在“客体”意义上来理解,而仍是一个“主题-主体”,该存在不仅展示为一物,展示为一“属性”,而且展示为一种“意义”,一句话,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摭要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以“和而不同”为基本准则,主张“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以“协和万邦”为价值目标,要求“表正万邦”、亲善近邻、尊重小国、救助贫弱;以“止戈为武”为政策理念,强调“国之安危在兵”,但力主“不以兵强天下”;以“以正为本”为攻伐救守的行为范式,提出了“惟义为可”、“惟民所止”、“惟道是则”等基本主张。     

“食野之苹”探微——浅析简化字“苹”字

从研究古诗“食野之苹”的“苹”字本义“艾蒿”入手,探讨“苹果”之名从“蘋婆”演化为“蘋果”及简化为“苹果”的过程,论证将“蘋果”简化为“苹果”之得失和恢复“苹”字本义之必要。     

“犯罪分子”称谓反对论

“犯罪分子”称谓系政治术语,而非法律术语。将犯罪人或罪犯称为“犯罪分子”,不仅影响法律用语的规范和统一,而且易生歧义。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称为“犯罪分子”,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不利于犯罪人人权保障。改“犯罪分子”称谓为“犯罪人”或者“罪犯”,甚至为“受刑人”,是法治文明的呼唤。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其中的“和”有“和谐”之意,但只是讲先王“和而不同”,要求君王讲“和谐”。汉唐诸儒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君子心和”“小人所嗜好者同”,君子“心和如一”,小人“为恶如一”。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朱熹之后,不少儒者既讲何晏或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和如羹”,引伸出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这些解读对于今天不少学者将“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仅仅解读为“和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

研究殷墟甲骨文中有无被动句式的问题,要从探讨甲骨文中“若”的意义和用法开始。关于甲骨文中“若”的意义,过去主要有“顺”、“善”和“诺”三种说法,本文认为“若”应是“顺着”的意思,为动词。动词“若”有些是表主动态的,这时以神名为主语,可用“弗”否定；有些是表被动态的,这时以人名(一般是“王”)为主语,可用“不”否定。“若”和以“若”为核心的动词语,可以构成单句或分句,这时“若”可以是表主动态的,也可以是表被动态的；也可以作谓宾动词“有”、“亡”、“降”的宾语,这时“若”一定是表被动态的。殷商时代已存在“于”字式被动句。     

甲骨文中的生育问题再探索

卜辞中有较为丰富的妇产学科的知识,“求生”为未孕期的占卜,“受生”为孕早期占卜,“有孕”“有子”为孕中期占卜,“娩”和“育”则是孕晚期或孕妇临盆前的占卜。     

《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纠谬六则

将古今两部有代表性的字书《五侯鲭字海》与《汉语大字典》义项比照,可以得知:“婴”、“孾”和“孆”指“女孩也”,这是保留了它们的假借义或本义；“婴”、“孾”和“孆”指“初生的小孩”,这是它们的后起义；现在,“婴”取代了“孾”和“孆”,专指“初生的小孩”.“(石八)”,石破声；“玐”,玉声；二者不是异体关系,但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莎)”,义项“藥名”中的“藥”应是“樂”传抄之讹.“(簧)”,义项“只也”中的“只”应是“貝”之讹:“琐”为“(黄)”的后起字.“臼”的本义为叉手,“匊”的本义为两手捧物,二者音近,可以通假.“臾”的造义为捆绑时抓住头发拖拉、会意字,“臾”的造义为一带着提梁的器具、象形字；“蒉”为“臾”的异体.     

副词“可”的次类划分及其轻重读规则

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可”可以区分为语气副词“可1”和程度副词“可2”。从读音上看,轻读的是“可1”,重读的是“可2”,“可”轻读还是重读有其句法条件和语用背景。将副词“可”区分为语气副词和程度副词并分析其轻重音规律、句法条件以及语用背景,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老子》：哲学视域下的老子自传

《老子》中的“吾”、“我”多指老子本人,《老子》中关于“吾”、“我”的文字多为老子“自传”。由《老子》中关于“吾”、“我”的文字可知：老子借助于人们对“帝”的信仰而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其所谓“道”出自于“帝”;老子以道为人生准则,以得道为人生目标,似“愚”实“智”,与“众人”和“民”等相区别;老子一面践行道,一面宣扬道,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天下人“无知”。“被褐怀玉”是老子生命的写照。     

中和:刘歆哲学思想的核心

刘歆的“中和”思想主要表现为:“和”、“谐”、“中”,认为“中”能使万物“生”、“成”,不“中”则不能“生”。强调“中”与“生”的必然联系,是刘歆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儒家“贵和”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价值

儒家“贵和”思想源远流长,其主要内容有“仁、礼、中和”,其思想精髓为“和而不同”。儒家“贵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给当代国际关系以启迪,它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不弃争”、“以和济争”、“协和万邦”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准则的普世价值,对当代国际关系起到协调作用,也为当代国际竞争优化模式提供借鉴。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