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合乎规律的一个历史形态

<正> 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家将一词译作部族以后,在学术著作中即广泛使用。六十年代初,有人建议改译为“前资本主义民族”。实际上这是译名上的争论,并不是争论这一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态的有无。然而有的同志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否认有部族(或称前资本主义民族)这一历史形态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     

再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与雍文远等同志商榷

最近在关于再生产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有些同志鉴于消费资料的平衡对整个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具有不能忽视的重要作用,认为过去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把Ⅰ(v+m)>Ⅱc 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不足以表现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要有所谓“第二个基本公式”的意见。这“第二个基本公式”是:Ⅱ(c+m-m/x)>Ⅰ(v+m/x)我在今年2月26日《光明日报》“论所谓扩大再生产的‘第二个基本公式”一文中,认为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并不需要把Ⅱ(c+m-m/x)>Ⅰ(v+m/x)提到与Ⅰ(v+m)>Ⅱc 并列的地位,也当作扩大再生产的一     

再谈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最近两年,一部分民族研究工作者,对民族的产生和形成以及对“部族”一词的翻译问题,又一次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我曾经发表过一些看法,但尚不够全面,不够具体。因此,这篇文章作为对以前文章的补充,再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或者具体地讲,民族的形成是否产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否经过“部族”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我国民族研究学界和历史学界曾经开展了三次比较大的讨论。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关于“部族”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看了《学术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在仅就其中有关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向何新同志请教。一、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究竟是从谁开始的? “形而上学”一词,由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转为哲学名词,本来指的是研究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从黑格尔开始,在这一涵义之外,又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哲学史上的常识。但是何新同志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形而上学看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他举出了黑格尔的两句话,认为其中的“形而上学”指的是超经验的东西的哲学。其实,这样的话何止两句?还可以举出许多     

市场学初探

一、市场学的由来市场学是由英文Marketing一词翻译过来的。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活动而译为“市场营运”或“市场营销”;有人则把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而译为《市场学》或《商业经济》。这里是采用《市场学》的译法。市场学是专门研究市场问题的一门经济学科。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迄今已有几     

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

<正> 六十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这样一种看法,几乎已经成了定论。近年来,有些同志对这种看法提出了疑义,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应该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社会”区别开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依次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把“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混为一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造成不好的后果。     

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再认识

(一)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一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近年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说:“有计划”,顾名思义,是主观的东西,把它说成是客观经济规律,不合事实;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有计划”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其中不应该包含“按比例”;“按比例”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规律。总之,不少同志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置疑。我认为如果从实质而不是从字面理解问题,是不会把有计划说成是主观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地发展的观点,是已被社会主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是明确的科学概念吗?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发表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对汉民族形成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范老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和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出乎讨论者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场讨论在我国民族理论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过,这个强烈的反响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有些民族理论工作者不是当初去积极地参加和继续这场讨论,而是过后把这场讨论批评为“不必要的误解、混乱和论战”(见《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一九八○年成都版第十一页,以下括号里页码均表示该书)。那末,是什么引起了误解和混乱呢?批评者断定:这是由当初翻译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同志把译成“部族”而引起的;假如在斯大林著作里不出现“部族”,混乱就不会发     

湖北经济学界讨论扩大再生产问题

湖北省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组最近对扩大再生产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什么是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公式?有些同志认为,当前经济学界对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进行探讨,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无论把 I(v m)>Ⅱc作为基本公式,或是把Ⅱ     

“专名不表达概念”吗?——与张尚水同志商榷

张尚水同志在《关于专名》(见《逻辑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对专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张尚水同志认为专名不表达概念,本人却不敢苟同,现把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张尚水同志及逻辑学界的同仁们。张尚水同志在文章的开头把讨论“专名是否表达概念”的问题变为讨论“专名是不是概念”的问题。张尚水同志认为这两者是等同的,因此,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商品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个别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为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一把钥匙。有些同志不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正确把握商品经济的共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异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关于“异化”问题,近年来在国内理论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有的同志认为:“异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问题。有的同志把“异化”等同于对立统一规律,他们把“异化”理解为事物的一分为二,向其对立面转化;有的同志则把“异化”看作否定之否定规律。他们说,“异化和异化扬弃,无非就是否定之否定,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异化”究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还     

探讨真理的主观性

真理的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属性,这在学术界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关于真理的主观性,则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我认为,不仅真理的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属性,而且真理的主观性也是真理的本质属性.一许多同志断然否认真理具有主观性,把主观性直接等同于主观主义,把承认真理的主观性看作就是唯心主义,是所谓“主观真理论”.有些同志虽然并不绝对地否认真理的主观性,却把它局限于真理的形式上,并把这看作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如果越出这个界限再谈真理的主观性,就是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怎样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正确表述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就是围绕着这一根本规律进行的。有的同志认为“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有的同志认为“合二而一”也同样可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有的同志则认为只有把“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结合起来,才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又有的同志对这三者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几种说法都不如对立统一规律本身表述得清楚明确,等等。     

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几个问题

从前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和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以来,在全国的主要报刊上,就如何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去年十月在安徽黄山又召开了关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的专题讨论会。这个问题,对有些同志说来,还有一种历史造成的畏难情绪;但在有些同志看来,似乎觉得有点费解:要批判唯心主义,为什么还要正确评价唯心主义呢?显然,这些同志是把批判唯心主义与正确评价唯心主义这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绝对对立起来了。其     

柳宗元与佛教

<正> 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从柳氏在世直到今天,人们就此问题一直辩论不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可归结为两种:一是认为柳氏是佛教信徒。同代人韩愈说柳宗元“嗜浮图言”,“与浮图游”,“不斥浮图”,还没说他是佛教信徒。后来,佛教徒把柳氏列入天台宗的传法世系之中,柳氏就成了佛教的俗弟子。近几年,有些同志著文说柳宗元“真诚地信仰”佛教,是“狂热”地“迷信佛教”的“佛教徒”,佛教思想“决定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另一是认为柳宗元是伟大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不是佛教信徒。笔者持后一种观点。对此,很多同志已做过论述,本文只就五个问题,做点补充说明。     

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一致性研究

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常常有这样一种倾向:有些同志总把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思潮加以严格区分并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所研究的是根本不同的哲学问题,它们的回答是截然对立的,它们的哲学基础也是根本不一致的。一些同志之所以把波普哲学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中抽取出来,加以抬高,认为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我们要象马克思对     

全国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讨论

关于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性质问题 一年来,针对联产计酬各种不同形式的性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讨,特别是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归纳如下: 对联产计酬的性质,有些同志曾经提出:是不是倒退,会不会背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是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有什么区别等等。许多同志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对联产计酬责任制产生的必然性和它的性质,作用认识不清。同时,联产计酬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对几种主要形式的特点及性质进行了分析: 1.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有两个特征:一是按专业组织劳动进行承包;二是对产量负责,联产计酬。有的同志指出:“这种责任制,既能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发挥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把两方面的长处结合起来,无疑是农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