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多民族地区村民自治考察与思考——基于新疆农民政治参与视角

边疆多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度已全面推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正在起步和扩展,同时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十分严重。文章提出应对措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政治参与物质保障;提升农民政治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保证;重视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奠定有序参与的制度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创造稳定的政治参与环境。     

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当前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给政治民主化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越级上访、暴力抗政、选举违规、宗族干政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和建设,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参政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和组织对农民权益的侵害、以及农村经济、宗族、农民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人学政治视域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具有鲜明的人学特征。农民的政治主体性没有得到有效确认,是我国农村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从增强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营造参与型文化、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等方面入手,不断强化农民的政治主体性。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有参加基层民主选举、参加村民会议、信访、公众舆论等多种。调查表明,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和经济不发达等。     

政治理性及其场域:缘于基层依法自治的考察

相对于法律理性,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理性对于实现基层依法自治更具前提性的价值。在国家和个体的双重维度上,这种政治理性至少涵括了法治为民、社会价值认同、公共生活意识和有序交往参与四个亟待完成的向度。而检省教化式的传统思路,沿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脉络,还原应然的场域逻辑,是政治理性生成的必然理路。具体到基层依法自治视阈,这一理路展开的可行选择是:通过审慎创设和遵循自治制度伦理建构基层社会共同体。     

组织化再造:基层组织能力提升 的制度嵌入机制研究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分析来论述村民自治组织在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作用。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提出了保障村民自治组织利益功能机制发挥的制度建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政治参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利益诉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公民政治参与思想的哲学基础、制度基础、内在动因和价值旨归。这些思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基层群众自治背景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基层群众自治也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政治参与的不足或缺失会影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但是政治参与的过度或不当,同样不利于政治文明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要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合理设计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必须在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公民文化,畅通各种利益表达渠道,最终推进公民积极有序政治参与格局的形成。     

提升政治心理品质促进民族杂居地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云南省是民族杂居情况最为突出的边疆省份,多种民族联合自治的地方很多.村民自治必然给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精神、理念、心理以及行为的影响和变化,村民自治使民族杂居地区的村民的政治参与、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然而当前民族杂居地区村民在村民自治中还存在一些政治心理缺失,如依赖思想较强、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等.今后一段时间要围绕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农村的目标,提高公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来促进民族杂居地区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基于村民自治视阈的我国农民政治冷漠问题探析

政治冷漠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对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的萌芽、产生和发展演变的纵向考察,分析当代农民政治冷漠在村民自治、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消极效应,探寻政治文化、经济水平、教育状况、制度缺陷等因素在农民政治冷漠问题形成中的作用。从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民教育、完善参与制度、创新参与形式、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等方面,寻求消解农民政治冷漠的对策。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我国改革进程中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村民　我国改革进程中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　　　　　　　　　　自治制度的推行, 农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但农民传统政治心理中的消极部分未完全克服, 形成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心理障碍。我们应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有关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法律、提高农民素质,以建构优化的农民政治心理, 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     

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思考——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

制度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活动是相辅相成,有机地统一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本文以上海市三会制度为例,分析和探讨了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与制度建设的创新.评议会制度、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三会制度是上海市在探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它有效地解决了居民区内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是上海市社区基层民主实践的一种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全国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三会制度以居民直接参与对话、协商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和公共交往的行为,促进了社区居民自治,增强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推动了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共同体的形成.     

农民政治参与难的现状与对策

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参与渠道狭窄且不畅通,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现有政治参与制度存在漏洞,而且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大众传媒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农民政治参与过程中权力得不到保障,表现为人民代表选举中对农民代表的不平等规定、村民自治权遭冲击、乡镇政府对农民的侵权行为以及农民寻求司法救助困难。因此,必须疏通人民代表大会、村民自治、人民信访等现有政治参与渠道,鼓励农民走上组织化道路,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用,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完善人民代表选举的法律规定,保证村民自治的地位和权利,确保农民的知情权,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以保障农民政治参与的合法权益。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9亿农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中由经济自主权引发的政治参与空前高涨。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农村广袤天地的实践,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行依法治国的经验总结。因此,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公社化、经济体制改革后,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第四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