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罪刑法定是世界各国刑法公认的基本原则，以人权保障为根本宗旨。我国为切实维护人权，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法治形象，于1997年10月在新刑法中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它对于我国刑事法制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要付诸实施，有赖于司法机关实际的执法活动。为此，必须做到严格司法解释、转变价值观念。     

刑法明确性原则:形成、定位与实现

我国刑法学界论及明确性原则时往往依据其作为罪刑法定独立性原则产生的特性而只注意到其实质的一面却忽视了它最初的形式意义.事实上,早期明确性原则是隶属于成文法主义的形式原则,它从法源限定主义角度出发,重视刑法的适用根据亦即形式上的成文法主义;受美国宪法实体正当程序的影响,明确性原则尔后才渐变为重视价值适正性的法律原则,从而在传统形式意义之外又增加了刑罚法规"只有明确的才是适当的"这一实质含义.为此,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地位当然可以肯定,但同时亦应承认其形式意义.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实现可以借助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途径.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以政策法向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为脉络

新中国六十年刑事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从政策法到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新旧刑法典的颁布实施,紧跟了我国法制发展的重要历史性转变。刑事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政策法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确立,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求坚持法律至上。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刑事政策与刑法应各就各位,良性互动。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刑法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为大多数国家宪法或刑法确认并反映到一些国际法文件中，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立法对罪刑法定原则长期付之阙如。新刑法在总结我国刑事立法经验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类推制度，并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科学的明文表述，这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及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均具重要意义     

论刑罚权发动的理性节制

刑罚权自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它的非理性发动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从道义上和高昂成本从经济上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对刑罚权进行理性节制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司法应对

医疗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的同时,也给刑法带来了挑战：通过对伦理的冲击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挑战。应探索在伦理背景下的刑事司法中罪刑法定的形式和实质侧面,寻求其实质正当性与实现平衡的手段。只有找到扩张解释的弹性与限度,并创造性地采用理论创新的方法,才能取得实质意义上的平衡。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 ,完善了我国刑法典 ,这无疑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 ,又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而有一劳永逸之感。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