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论舒位的舟渡诗书写

舒位是活跃于清代乾嘉之际的诗人。舟渡诗是舒位《瓶水斋诗集》中特色突出的一类诗歌，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他从“舟”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将舟渡环境投射在诗歌中，使舟渡诗的艺术特色有别于其他诗歌。舒位舟渡诗又与山水、羁旅、赠别等传统文人诗歌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舒位舟渡诗尤重“性情”，却又博采古典，重视创新，不甘落于前人窠臼。舒位独特的性情诗论折射出清乾嘉诗风的纷争，反映了当时诗学思潮的变化。     

韩愈诗,押韵之文耳

从内容上看,韩愈的诗表达了他反对政治革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保守立场,他在诗歌中大肆进行传统儒家伦理的说教,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从形式上看,韩愈混淆诗歌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以文为诗,并且追求一种怪涩的诗风,多用冷字拗句,失去了诗的美感。在中唐,他所领导的"怪崛诗派"与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大唱对台戏,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股逆流。     

论《沧浪诗话》的诗歌语言观

严羽的诗歌语言观与他诗论的整体思想是协调合拍的。他重视诗歌的音节,强调"一唱三叹之音",推崇诗歌音韵的抑扬顿挫的特点,反对押韵必有出处,反对和韵和俗韵,反对因韵害意,同时也批判了江西诗派"以文为诗"的倾向。在用字方面,他强调字眼,要求除俗句,用字不必拘来历,体现了他复古创新的诗艺追求。在句法方面,严羽继承前人的思想,要求参活句,重视诗的起结,要力避俗句和语病、语忌。在言意关系上,严羽要求言能达意,言意为一,在此基础上透彻脱洒,从而使诗歌获得空灵剔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翁方纲的诗论是清后期宋诗派的源头;从乾嘉诗风中脱换出来的何绍基的诗论,其主流是宋诗派,其偏枝则由林昌彝走向黄遵宪和梁启超;宋诗派是从乾嘉诗风进至维新派诗界革命论的中介;维新派虽与宋诗派有差异,却未构成直接冲突,冲击了宋诗派主流地位的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部分南社诗人。从清后期至五四诗歌发展演化的过程来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仅标志着一个诗学史阶段的逻辑终点,而且为五四新诗阶段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祝允明的诗歌观

明弘治末,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吴中文人亦深受其影响,祝允明是未入七子阵营在吴中本地发生复古转向的文人.他提出诗"各有所至"的诗歌观,在时代、风格、诗体的取向上,表现出平览、通达的开放思维;否定唐后诗风,认为"诗死于宋";并主李(白)优杜(甫)劣论,究其本质实是对宋代浮泛学风的批判.祝氏以在野身份所拥有的复古意识改变了吴中的诗歌传统,使其在接受主流文学影响之后,整合新的元素,向更接近主流文学的方向推进.     

边缘文人和超前意识--考察严羽诗歌理论的一个角度

严羽一生生活面不宽,交游也不广,他在当时的诗坛处在边缘,对江西诗风和江湖诗风都有批判.他提倡诗禅相通,他的诗学和禅学都有特立独行的气魄.严羽在当时不被理解,但后世却得到广泛的反响.这说明,他的文学思想具有超前意识.     

黄爵滋诗歌初论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兵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卿、刑部侍郎等职。他主要活动于道光年间,他的政治经历和诗歌生涯也与近代中国外患内忧的历史时期相始终。他颇具声响,成为道光诗坛之中坚。 一 黄爵滋以其诗歌实绩蜚声诗坛并为世人所瞩目。他能将诗歌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继承《诗经》、汉魏、李杜以来的优秀传统,以真挚深沉的诗笔反映时代,嗟叹民艰,抒发情怀,对矫正乾嘉以来的颓靡诗风,促使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论王安石后期诗风转变的原因

王安石后期诗歌内容以山水禅诗为主,风格也变得雅丽精绝,悠然旷逸.造成其诗风转变的原因,除了罢相之后远离权力争斗中心,心情自然趋于平静外,王安石生性旷达,漠视功名的胸怀和他晚年学佛参禅,也是重要原因.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