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

郑樵《通志》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是,《史记》的《表》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对此作过一些清理工作,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简称《札记》),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其中有些成果被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吸取,不过中华本的《表》中仍有若干舛谬有待订正。本文仅就《六国年表》中的《晋表》作了考订,以供晋史研究者参考。     

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记论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一书(计38万字),是兰州大学教授张大可同志继《史记研究》一书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是研究《史记》专业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一部有益读物。 一、史记论赞,指《史记》这部巨著中的“太史公曰”。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篇后之“太史公曰”为赞。张大可同志编著的这本书辑释《史记》全书的“太史公曰”,其中序论23篇(即十表九序、八书五序、世家一序、列传八序),赞论106篇(即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读贵刊1983年第3期新载张仲良同志《〈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一文,题目与内容对照,发觉该文题目大误,当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表》之校记。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晋之专表,于晋厘侯元年(前840) 起。张仲良文中所举诸条,均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而《史记·六国年表》,晋无专表,以魏代     

《史记》混淆了《康诰》与《康王之诰》

《康诰》与《康王之诰》皆为《尚书·周书》中之篇目，二者写作之背景、时间、内容、目、的、作者根本不同，这在《尚书》中是非常清楚的，不须多言。司马迁作《史记陶I，上古时代（主要指传说中的尧、舜、禹和夏、商、周各代）之史料、史实，除司马迁亲身实地考查所获资料之外，大多是以《尚书》之史料为依据的。《史记》中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多以《尚书》为原本，甚至许多即摘录《尚书》中之原文。《尚书》中之篇目，《史记》几乎都提到。然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却把《康洁》与《康王之法》相…     

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

《史记》十表 ,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历史发展的线索 ,虽然十表内容各不相同 ,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即主张大一统政治 ,为汉代的社会现实服务 ,这从十表各自的主题和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人物对象以及《史记》整个体例等方面都可得到证明     

《史记》徐广注研究

《史记》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 ,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徐广注所列异文 ,证以其他先秦、两汉典籍 ,论述了六朝时期《史记》异本的特点 ,并考证了今本《史记》文字致讹的原因 ,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     

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巴蜀边境部族分作“南夷”和“西夷”,西夷为滇、邛都等地区,南夷为夜郎地区,今通行本《史记》此处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惟《汉书·西南夷列传》录《史记》之文无“西”字,已有人说,乃后世抄《史记》误衍“西”字是也。)夜郎(南夷)地区在被汉兵征服之前,其境有数十部族,以夜郎君长为最大,其所以联结成为一个单位,当由于这些部族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史记》载,汉使至南夷,夜郎君长多同说:“汉孰与我大?”即因夜郎联结数十部族,其众数万人,顾盼自雄而僻处一隅,不知汉之广大,故问:“汉与我孰大?”后世讥为“夜郎自大”,是从全国形势来     

廉阿年八哈考述

在近代史学家屠寄撰写《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撰写《新元史》的氏族表内,都记有畏兀儿名门望族——廉氏家族之世系。其中《蒙兀儿史记》之氏族表将廉阿年八哈和廉甫当作两人,把廉阿年八哈列于廉希宪之长子廉孚之子的名位上,把廉甫列于廉希宪之弟阿鲁浑海牙之次子,亦廉惠山海牙之弟,使廉甫成为廉孚的同辈人。《新元史》之表沿袭了《蒙兀儿史记》氏族表内廉阿年八哈为廉孚之子,仅将名下注:“浦江县答鲁合臣”改写为“浦江县达鲁花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一部《史记》研究的工具书——《史记辞典》评介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耗费了长达十五年的心血完成的一部巨著。自从这部巨著问世以后,注家蜂起,历代不衰,以《史记》名家者甚众,以至形成专门学问。在汉代就有徐广等人为之注解,随后增补辑注的主要有: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等三家。《集解》以广征博引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著,《正义》则详于地名注释,它们为后世研读《史记》提供了种种方便。但是,“三家注”也存在许多错误,时有穿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太史考

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司马迁父子名为太史令,实际上却不是史官。徐先生的证据有四:一、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王先谦补注,太史掌天时星历瑞应灾异等事,是以星历为主的天官;二、汉代没有真正的史官,那时统治者还没有想到由朝廷编写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壶遂批评司马迁作史是不务正业,可见《史记》是私史;四、如果《史记》是官史,那就不存在发愤著书的问题。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古速鲁氏非回回辨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回回部分有邪(耶)尔脱忽璘家族世系,首云:“邪(耶)尔脱忽璘者,回回古速鲁氏。”注云:“危素集作回纥”。柯劭志、屠寄《新元史》及《蒙兀儿史记》之《氏族表》皆从其说。屠寄并别作发挥曰:“古速鲁氏,牙刺洼赤别子耶尔脱忽璘之后。”按,三说皆误。当今学人或从其说,以耶尔脱忽璘一家为回回人,不可不辨。     

立心代言刚声柔响语求宛肖——试论司马迁《史记》中人物的语言艺术

《史记》这部史学兼文学名著,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的众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着,这是因为《史记》一书艺术内蕴的不可穷尽性决定了鉴赏的无限性,其中被后人经久不息地喜爱和欣赏的《史记》的语言,已被人们共视为古代语言的典范。《史记》的语言美,与《史记》博大精深的思想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正是“意立而词从之以生,词具而意缘之以显,二者相依,不可或离。”因此,我们研究《史记》的语言艺术,离不开对其所刻画人物形象的分析;离不开对其所叙述事件的研讨;离不开对其所发出论断的体味;离不开对其所描绘场境的剖解。     

图象之学的史学地位

史书立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其仿《周谱》而作表,后世史家,逐沿用不废。表是按照年代次序罗列历史事件的表格,其“旁行斜上”,“事增文省”,给人以脉络清晰之感。具有“执简驭繁”之效。然司马迁创纪体有表而无图,立谱学而不立图学,历代史家陈陈相因,无能出其范围,逐使以往之形状名象无由考稽。表、图互为表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     

“廷尉王恬开”小考

<正>据《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西汉初，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废为庶人。吕后向刘邦建议斩之以除后患，刘邦同意，“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1］（P2594)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高帝五年至九年义渠任廷尉，十年，宣义为廷尉，十二年口育（名育，姓氏不祥）任廷尉。[2]（P747-749)也就是说，自汉五年（前 202）刘邦即帝位直至他去世，担任廷尉者中无“王恬开”其人。又据《史记》之《高祖本纪》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功臣年表》，彭越之诛在汉十一年（前196），而 育正是该年起任廷尉的，他的前任是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