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通常,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一定的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对它也有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叫做独立变量或自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对生育率水平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生育率的作用却并不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而常常是通过一组中间生育变量作用于生育率,即通过中间生育变量的那些行为和生物因素来影响生育率。这种情况尤其在人口政策的有力于予和宣传教育的强大影响,以及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节育措施广泛传播的今天,更是如此。例如:当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就直接地即刻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变化。然而,如果妇女哺乳期普遍缩短,则生育率往往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妇女一般在哺乳期无生育能力)。相反,当避孕措施被普遍采用时,生育率又会显著下降。总之,这些中间生育变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生育率。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影响农民生育观的微观因素及对策

生育观是指人们对生育行为的看法,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支配生育行为。许多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自然环境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都是通过影响生育观这个中间变量来影响婚姻、生育模式而最终影响生育率的。家庭是人口再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基本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人口年龄构成对生育指标的影响

生育指标与人口年龄构成有关。作生育指标的动态分析或者比较不同地方的生育指标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率的影响 出生率说明人口出生水平,结合死亡率可分析人口自然变动情况,但用出生率说明生育水平时要考虑年龄结构的影响。出生率=育龄妇女(普通)生育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出生率受普通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比例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用出生率分析生育水平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以上海市卢湾区资料为例,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1960年最低(21.37％),1980年高达29.76％。用1951年人口构成算得的1960年校正出生率为28.63‰,比1960年实际出生率高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从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的变动看计划生育的成就

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获得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胎次率资料,不仅反映出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就。本文拟就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 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水平的高低,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人     

我国三十年来婚姻和生育模式的转变(1953-1982)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重要的生育指标之一,它排除了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和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准确地反映了真实生育水平。然而,尽管它排除了若干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受到婚姻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受到婚姻和生育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这样,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仍然不能完全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当人们对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不能直接看出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     

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探讨

无论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分析还是对人口预测来说,妇女按龄生育率都是一项重要的参数。按龄生育率反映了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也称为生育模式。因此,探讨生育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经济发展在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本世纪60年代起,生育革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果说50年代以前普遍的低生育率只是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时至今日,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部分拉美国家外,生育率转变已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接近完成阶段。在转变过程中,对促成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分析也就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诸如人口转变理论、中间变量理论、代际财富流理论等众多学说和流派;然而,不论各种理论的出发点和注重面如何,经济发展在此间发挥的作用依然是一个最难达成共识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解放40年来的有关人口和经济指标,对生育率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分析。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通过伊斯特林模型将社会经济因素、中间变量和生育率相联系，探讨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中间变量而影响生育率的途径与机制。伊斯特林模型在世界生育率调查的一些国家得到过应用，本文尝试将它应用到中国的数据中。     

中国少数民族生育转变：过程及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生育转变为认识中国生育转变历程提供了多样视角。使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描述了不同少数民族生育指标的变化,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区分了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不同民族生育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各民族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大多数民族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部分民族的总和生育率近年来略有回升。少数民族生育行为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不同民族生育模式不同。民族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仍然存在但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民族内部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超越民族之间的差异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     

论城市化与边际妇女总和生育率

<正> 人们曾经从理论上分析过影响妇女生育率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本文试图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人口城市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以一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样本,共27个样本,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把妇女生育率、妇女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率等作为因变量,把人口城市化各种指标作自变量,对每一对自变量和因变量按多种函数关系进行单元回归,从中挑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种函数关系来进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妇女生育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与这些指标的关系基本相同,本文就只讨论妇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城市化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也要论及计划生育率。     

在有抑制因素作用下的年龄—胎次别生育模型

一 前言 在生育分析中,生育模型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确的生育模型,可以揭示不同人口群体的生育特点,从而可以了解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生育率的作用;一个好的生育模型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实的生育率是通过什么途径(婚姻状态的变化、延长胎次间隔)实现的,从而也可为人口预测、人口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为了建立一个较为理想(即既能揭示人口生育规律,又简便易用)的生育模型,人口学家们作了许多努     

控制人口的关键是普及义务教育

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医疗卫生状况、人们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人口政策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变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人口学界越来越关注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但是,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地位到底怎样,人们并不是很明确的。例如“浙江生育率变动的分析”(见《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一文指出:文化教育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人口政策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各个因素对降低我国当前生育水平的净作用大小如何、文化因素在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中又占据怎样的地位,该文的分析是不清楚的,缺乏进一步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利用我国第三次、第四次人口普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文化因素与生育率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研究

老年妇女生育指的是既往生育史,属于历史人口学研究范畴,在生育率统计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某一批老年妇女完全生育率观察值的分析,直接描述出该批妇女经历年龄的生育水平和特点,并用以与不同时期、非同批妇女生育率和同批妇女不同时期生育率的比较研究,探索生育率变动的基本规律。本文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60岁以上老年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初步分析。一、老年妇女生育率的基本特点生育率就其发展状态而言,大体可分为自然生育率和抑制生育率两类。所谓自然生育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