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协商传统,其历史实践具体表现为政权体制内的"咨询"、"朝议"和"谏议"以及体制外的"清议"和"乡议"。与现代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相比较能够突显出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基本特征,其精华可归纳为"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以义为上、以情为基、以德为重"。面对现代民主的要求,我们还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和创造地转化中使其"与时偕行",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其历久而弥新的伟大价值。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中国古代舆情表达方式探析

保民重民、推行仁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君主“以德配天”取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成为君主决策的重要参考.考察谏诤、清议、谣谚等古代民意表达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还可以以史为鉴,对完善当代舆情表达、汇集和分析制度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民本"政治,而这一传统是由周公奠定其基础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而不论是现代民权政治,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权政治和皇权政治,都不过是实现这种人民主权的不同方式而已.这种表现形式的变革,又无不基于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正义原则:正当性与适宜性.因此,现代民主应仅仅被视为"民本"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     

论中国古代旅游文学的传统

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文学历数千年发展,成就斐然.中国古代旅游文学在创作中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相对稳定并不断延续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形成为古代旅游文学创作的诸多传统,即重游传统,重人传统,政治传统和与民同乐传统.     

六朝历史与文化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绿色政治的价值诉求与理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学思考

绿色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最先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新兴政治思潮。绿色政治是源于对生态危机的审视而兴起的政治学思考,是人类对自己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一种反思。绿色政治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核心价值诉求,以社会正义、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为理论建构支撑,它们以生态优先价值观为主线互相联系在一起,建构绿色政治的理论体系,反映绿色政治的实质内涵,传达着一种生态智慧。     

经济政治学:政治-经济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经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是经济的政治学,它既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政治问题,也研究政治现象中的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经济政治学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它倡导一种动态平衡的经济政治观。与传统的政治学相比较,经济政治学是思考角度、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是在政治学领域确立经济理性和经济价值的变革,也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一种尝试。     

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集中体现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延续、变化和发展。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文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基础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在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基础上进行发展和演进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特有的现代化境遇和超大社会的现实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为此,只有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演进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     

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公民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现代西方政治在哲学基础、制度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过程等方面,都体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特性。其中,当代中国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而当代中国政治与现代西方政治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创建中国的现代公民政治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正确地总结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参鉴现代西方政治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合理性,创建本土化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当是最明智的选择。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

战后6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开始凸显的世袭现象,冷战后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大国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居然变成了一个世袭大国。原因固然有传统文化、社会心理方面的影响,但必须说当代的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及经济利益是其决定性的要因。表面看似有些积极因素的世袭政治,实则有违平等理念,扭曲了民主精神,阻碍了人才选拔的渠道,诱发了政治腐败,不利于有效决策,无形中侵蚀了日本民主的基础。在政权交替竞争中成为焦点的世袭问题,仍停留在敲敲警钟的程度,距离立法限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不可能根本上消除。现今只能是通过内部引入选拔机制,外部完善政党间的竞争,逐步充实以能力本位、政策本位为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     

从生态政治视角把握生态安全的政治意蕴

生态与政治的联姻推动着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生态政治的重大价值追求是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观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观,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观和新的人权观,对于政治价值观、政治结构、政府职能、政治稳定以及公民社会的建构都具有重要影响。执政党的生态执政观、生态型政府建设、生态型公民社会的培育,是推动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生态安全理念建设、生态安全制度建设以及生态安全行为建设形成强有力的合力,推动着生态安全保障型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