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职袭替制度述论

(一) 明代的武职袭替制度直接取法于元代。“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元朝占据中原后,一直采取地方主官世袭制。后来世官骄横、“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至正二年遂罢州县官世。四年,又罢世候”。(1)元朝的州县官世袭制前后实行了将近六十年,主要是指带有勋袭爵的高级武臣,在中下级武官中,则发展了     

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

清代佐官制度存在的特殊性、层次性以及权力不均衡对州县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州县佐贰官在勘验、缉捕、审断、执行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清代法律对州县佐贰官的司法权严加限定,但在实际治理中又采取调和策略,导致州县内部结构产生了"复合初审"的特殊效果,而基层更是存在大量边缘司法现象,这些使得州县司法呈现出一种"法亦有法"的状态。州县内部存在的民事与刑事审判区分,体现了按照事权管理进行司法管理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背景下,他们实际上只是区域内特殊的集权者,与现代法制的分权理念大相径庭。     

辽金元时期沈阳城建变迁考

辽金元三朝是沈阳城市建设和制度完善的关键时期。契丹辽朝崛起,沈州方城初具,属县拱卫,设官值守,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女真金国兴替,沈州沿承变革,熙宗废猛安谋克,恢复州县制管理,此后,"节度"改为"刺史",州县级别均降;蒙元占据辽东,"沈阳路"取代"沈州",沈阳城市域名因此而更新,直至今日。元代的沈阳路城之建设,为明代沈阳卫城及清代盛京城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简论明代广西土官与朝廷及土官内部的矛盾

明代广西社会矛盾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以外,还有民族矛盾,土官与朝廷以及土官内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激荡,使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和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终明之世,从未间断。因此,要研究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必须分析研究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造成明代广西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很多,除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还有土官与明朝廷及土官内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明清江南州县官员的行政规范与实践

明清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财赋重地,其州县行政之繁难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制度中的州县行政规范,不可能呈现出地方行政的实践状态及其明清两代不同州县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差异.但就总体而论,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对州县官员的期许,是所谓宣朝廷德化、奉朝廷法令、扬善惩恶、通达民情,既能有效地抑制或消除衙门吏役的腐败贪虐,又能很好地完成朝廷要求的催科抚字之重任.许多州县官员的从政实例表明,地方行政中存在的各种繁难,使其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难以兼顾平衡的困境.     

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有序与无序之间: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与串房

有清一代,国家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重州县官而轻属官。州县事务能有"序"运转,与"分房治事"的书吏系统密不可分。州县"房"之设置,萌芽于先秦,演进于秦汉、魏晋和隋唐,形成于宋代,完备于元代,至明清则达到鼎盛。清代各州县"房"的设置除基本的六房外,常有增加房别、某一房再析分数房或房内书吏轮值之现象,职能也更为细化,区域性、复杂性、多样性特征明显。按房立卷、归档是州县文书管理的基本原则,而细究地方档案,会发现多有不同房的档案存于同一卷宗的情况,反映出"有序"的衙门内部运作中隐藏着"无序"的事实。这些"串房"档案是历史学、文书学、政治学、法学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素材,对它进行科学、规范的整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明代江南地区知县的教育施政实践探究

明代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繁荣,学校体系相对于其他各地更为完备,教育效果也可以从江南地区的人文荟萃窥见一斑。而学校体系的完备、学校教育的繁盛与江南各县的知县在教育方面的成功的施政实践有着重要的关系。这其中既包括知县们正确的关于教育职责的自我认知,也包括知县们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理念、维持办学的措施、教育经费的筹措与保障等方面积极的施政实践。     

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

“插花”是西南人民的俗语,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的“插花”主要集中在各省区或各府厅州县的交接处,以贵州最为突出。它的产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方略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插花”之流弊,从明代开始就已显现,并为部分地方官吏所认识,但因受条件限制,认识极其有限,清理拨正也并不彻底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明代四川建昌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及变化

明代建昌地区建置变化很大,有其特殊性。洪武二十五年前主要是行政建置,以当地民族为府州县卫所土官。洪武二十五年后,月鲁帖木儿等土官反明被平定,明王朝废除了行政建置,代以军事建置,增设四川行都司和卫所,驻军达五万多人。四川行都司辖六卫三十二千户所和五个长官司。行都司官员以流官为主,卫所官员有流有土,长官司为土官。明后期万历三年省建昌前卫后,才出现五卫八所。明前期,行都司及卫所、长官司有效地统治着建昌地区。明中期后,由于军民与夷人交往中的不良行为引起边衅,建昌卫土指挥使和邛部长官司土官衰落,原受土官抑制的彝族奴隶制扩张,掠夺劫杀卫所城镇军民,导致卫所萧条,控制范围大大缩小,军士减至五千多,靠从外地调入大批军队才能平定动乱。继之增置营戍,增派数千军士,分五大信地防守,但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线,这种情况直到明朝灭亡。     

监察御史制与明代政治

明代的监察御史制是明代中央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明朝最高统治者控制人民、监察官吏、网罗人才、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得力工具,对明代的政治具有较大的影响。本文拟从监察御史在明朝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来探究一下它与明代政治的关系。监察御史之职始设于隋唐,下及明清,明代共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为明代社会生活之镜像。寄生词曲中最为常见而又特色突出的社会生活描写主要在服饰生活、饮食生活、居住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以此可以窥明代社会生活之全貌。探讨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之关系,有助于深化明代词曲和明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晚清湖北水利纷争——以光绪年间子贝渊为例

子贝渊水利纠纷是清代湖北一个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水利纠纷。地方利益集团为了各自利益以邻为壑,冲突不断。而州县官关注赋税的征收与社会的稳定,其畛域成见、本位主义非常明显,难以成为水利纠纷协调者。对于民间的水利纠纷和冲突,州县官在处理水利纠纷时由于其认知的范围以及解决地方水患的考虑深度也未能超出地方的范围,因而呈现狭隘的地域色彩。而督抚为大局起见,有可能会协调民间冲突,通过修建闸口,疏通河流等措施来解决水利纠纷。     

元代山西路府州县的设治选官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经过沿袭前代、有所变革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其间,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不仅构成当时腹里地区官制的组成部分,而且反映出这一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模式。本文拟对山西地区路府州县的设官结构、选官来源及其地位作用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宋代"系官田产"释义

"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