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都陆续发现了不少民间文献,其中,徽州文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献,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使得历史学者可以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大历史。即将出版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册,所收文献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民间收藏家经精心挑选所获的稀见史料,对于商业史、历史地理、社会史、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即简要概述相关文书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所在,希望进一步推动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的进展。     

中国文士阶层与儒家文献的经典化

儒家文献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延续两千年的文化活动,对于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文士阶层广泛采取了文必祖述、注疏经典、实用化改造、提倡教育、书籍刊刻等方式,扩大了儒家文献的阅读、接受范围,强化了儒家文献在国家政治、社会道德中的认同。其中,也寄托了文士阶层深沉的道德、政治、文化、社会理想。     

创新古典文献研究的思考

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内容地负海涵,治理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疆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本刊专设有"文献与考辨"栏目,其故亦正在于此。重视文献是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也是清华大学文科的优秀传统。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授课时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主要谈的就是运用文献的方法,体现的是对文献的重视。为继承和光大这一优秀的学术传统,清华大学于2008年4月成立"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由中文系教授、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傅璇琮先生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10余人担任研究员。顾秉林校长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继续全面推进文科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举措。为此,本刊约请中心部分研究员撰写了一组文章,或通过对具体文献的释读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分析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当代新内涵,或介绍中心近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整理古籍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正体现了中心主...     

土家族地区民间古籍的整理与保护研究——对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

民族民间古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财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间散落隐藏着大量民族古籍。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五峰土家族的古籍文献资料主要有民间家谱类、金石铭刻类、稀少珍贵的文书类古籍和讲唱类古籍等四大类,这些珍贵的古籍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由于这些独特古籍文献长期散落留存于民间,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其古籍文献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抢救、整理和保护五峰民族民间珍贵的古籍资料。     

敦煌吐鲁番出土《诗经》残片考辨四则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及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该书在我国古代的敦煌、吐鲁番地区曾广泛流行,因此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不少的《诗经》写本留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由《大谷文书集成》中认定《诗经》写本残片5片,就它们之间、它们与前人所认定的写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同时也就部分前人已认定但仍有疑义的《诗经》写本残片加以探讨。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评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

本文主要探讨陈安仁在《中国文化史》中所阐发、运用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研究理论方法及文化通史编撰形式,通过分析、评价其得失,指出其中值得今天文化史研究反思和借鉴之处,并由此强调一部好的文化通史著作应做到理念、方法、材料和文本的兼容与和谐.     

《蒙古帝国史》评介

法国蒙古学家雷纳·格鲁赛(Rene Grousset,1885—1952年)著《蒙古帝国史)《L' EEMPIRE MONGOL PAR)由龚钺译,翁独健校,1989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雷纳·格鲁赛生于法国格列诺布尔。他起初研究希腊史,由于他爱好美术,从而研究印度史,后来研究亚洲各地区文化史。著有美术史、文化史方向概述性的书籍。他曾任巴黎赛尼希博物馆馆长。     

明代文学文献辽东描写的研究现状述评

明代的辽东,鉴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被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被史书、政书、地理等历史、政治文献关注,辽河流域及辽东地区的文学也得以很好的发展与沉淀,而且在史书、政书等文献中也不乏对辽东文学性的描述记载,自然,历来也不乏学者对辽东地区历史、政治、地理等的研究,然就其文学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开拓.     

现代化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探讨

现代化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存在一些新问题有待解决 ,与传统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相比 ,在内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载体形式呈现多样化 ,既有实体馆藏 ,又有虚拟馆藏 ,应加强图书馆之间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雪桥诗话》诗史观研究

《雪桥诗话》是杨钟羲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雪桥诗话》选录诗人的标准,是“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一些不为人所习知而又有一定成就的诗人的吉光片羽,往往在《诗话》中能窥见点滴,这在其它书籍中是颇难找到的,对研究清诗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稀缺文献。《雪桥诗话》中,保存了大量明、清两代文人的诗作和史料,特别是对研究清诗意义重大。另外,诗话是有清一代的掌故书,有很多文化史故实都能详见于此,有补文化史乘。诗话“因人及诗”,“因诗及事”,欲“为本朝一代诗史”的录诗宗旨,也揭示其诗史观的传统。诗话以人存诗,以诗纪人,以诗纪事,以诗存史,而且尤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是研究清诗、清史极其重要的文献。     

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及其意义

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内容地负海涵,治理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疆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本刊专设有"文献与考辨"栏目,其故亦正在于此。重视文献是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也是清华大学文科的优秀传统。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授课时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主要谈的就是运用文献的方法,体现的是对文献的重视。为继承和光大这一优秀的学术传统,清华大学于2008年4月成立"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由中文系教授、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傅璇琮先生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10余人担任研究员。顾秉林校长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继续全面推进文科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举措。为此,本刊约请中心部分研究员撰写了一组文章,或通过对具体文献的释读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分析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当代新内涵,或介绍中心近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整理古籍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正体现了中心主...     

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出土文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大量的文学作品改变着我们的已有认识。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另外,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很多思想观念都有一个非常久远的来源。目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体涉及的作品需不断的扩充。关于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范围,应坚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既要有纯文学的学科分界清晰的研究,又要有打破藩篱、沟通整合、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融会贯通的格局和气象。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后记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2001年号>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硕士点学术梯队的一部专题论文集.本论集主要由西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关于西部少数民族汉文文献的发掘研究、藏传佛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等四个部分组成.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越国史稿》评介

在纪念越国绍兴都城建立2500年之际,孟文镛著《越国史稿》于2010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越国史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本书充分运用文献记载和新     

加强国史研究和宣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的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也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国史、大力宣传国史、深入研究国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和阐述革命与国史的关系,是《国史稿》的一个突出特点。《国史稿》一共五卷,却专门拿出很大篇幅,设立了一部序卷,用以概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     

近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述

吐鲁番地区作为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自20世纪60～70年代出土众多文书之后,近年又出土了大批文献。这些出土文献成为我们从事西域历史与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辑共17种,近3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中国梦”研究综述

“中国梦”研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初始萌芽、破土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研究高潮阶段。从期刊文献可以看出，各阶段随着时代发展表现出相应的研究特点。整体上，“中国梦”内涵不断丰富，而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态势，特别在近两年研究呈爆发态势。研究也表明，“中国梦”研究在与外国梦文化对比、外国人对“中国梦”的认同、对少年和儿童“中国梦”的培养、“中国梦”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关系与构建这些方面有待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