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仁·直觉·生活态度——梁漱溟对孔子哲学的创造性诠释

梁漱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他扭转了康有为式的儒学宗教化的改造路向 ,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 ,使孔子生命与智慧重新活转于现代。他以敏锐的直觉释仁 ,力图超越理智主义的限定而体悟天理流行之生活本真 ;以刚的生活态度释仁 ,旨在探求中西文化最深层处的契合点 ,以实现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同儒家最深层的对接。梁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述和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探讨在当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范式意义     

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从熊十力到杜维明

现代新儒学是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的文化观则是把握这一思潮的关节.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反省,关联着新儒学的始点和终点,构成其"理论预设"和"终极关怀".本文选取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三个典型个案,通过对其文化观传承理路的梳理、比较,以期能折射出三代新儒家文化观的嬗变历程.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其困顿──第三代新儒家思想论析

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其困顿──第三代新儒家思想论析李毅一、儒家传统与传统的现代转化儒学的现代化，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几代人为之努力的使命。而儒家尽心立命的＂内圣＂之境，如何同世俗的科学民主融合贯通，始终又是现代新儒家必不可解的难题。＂第三代人物＂若使现代新...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论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

搞好民族文化建设,必须站在"三个代表"的理论高度去审视民族文化,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本身、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管理文化与文化管理

管理文化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演变 ,管理模式和内容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本文粗略地考察了东西方管理文化的演变过程 ,从管理对象———人的属性假定出发 ,提出现代管理应将“经济人”和“社会人”上升到“文化人”高度。相应地 ,提出了文化管理的模式 ,并考察了它的内容和特征。     

中国文化与审美文化刍议

将中国文化认定为审美文化,不但使得文化、中国文化、审美文化和中国审美文化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暧昧不清,而且因为其自身所带有的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导致了对中国美学研究本身的学术性消解。其实,将中国文化认定为审美文化是一个现代性建构,而不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建构是所有现代化后来者的共同策略,也是文化与民族主义联姻的产物。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

本文以“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两个概念为分析线索,讨论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变逻辑。首先分析文化现代性的政治含义,进而分析政治如何取得文化形式,最后评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观。本文认为,“文化政治”回应了西方社会的当代变化,在法律和经济模式之外对权力和斗争作了新的思考,在政治思想上强调了重建社会、文化、主体和理论的必要性,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主体、运动和策略,但文化政治只是当代政治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政治的全部领域。     

儒学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

吐蕃文化是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吐蕃统治者派子弟入国学受教育、和亲、使者往来等途径,儒学传入吐蕃,并对其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民族文化保护与文化自觉:兼论文化人类学者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责任

本文通过阐述在乡村都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在发展中造成文化变迁二者所产生的矛盾,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提出了文化自觉是文化保护的思想基础,以及文化人类学者在民族文化变迁中责任的命题。     

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化研究

文化视野的困惑突出说明对文化本质认识的模糊。广义文化视野也是文明视野,在人为性这一最基层涵义上文化与文明的概念是重合的。主体性文化视野也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视野,从广义文化视野的现象描述到主体文化视野对文化本体的把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文化的研究视野。象征文化视野也是文化通观的研究视野,文化通观的视野着眼于社会文化整体结构的动态把握,文明视野着眼于社会文化成果的价值判断。     

以传统文化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构想——以河北省为例

河北省是个文化资源大省,河北传统文化是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本。河北省发展文化产业,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认真分析河北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关系,认清河北传统文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作用,着力构建以传统文化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