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陈居渊晚清的学术领域，虽然今文经学风靡一时成为学术主潮，但儒学各派的发展却没有停滞，如以讲究内省修身为特点的理学复兴和以考据为主体的汉学仍居于正统地位，又如主张融通汉学与宋学的汉宋兼采之学也相当活跃。然而面对１９世纪中...     

汉宋兼容与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提倡汉学与宋学兼容互补的代表人物,其古文理论体系的建构以桐城派的传统文论为基础,以宋学讲求的义理为中心,注重经济,兼采汉学,主张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汉宋经典诠释方法异同考

汉学和宋学作为经学的两种形态,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其区别在于它们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汉学的诠释方法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对经典的文字诠解与梳理,解字释词及训诂考证是其特点;宋学则进了一步,从以文本为中心走向以传记为中心,大大扩展了解释空间.对汉学和宋学从方法论上考其异同,评其得失,有助于厘清经典诠释史的发展脉络.     

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翁方纲汉宋兼采学术思想初探

清代中叶,汉学大盛,宋学衰落,学术界出现了重汉学、抑宋学的风气。翁方纲对此十分不满,提出了汉宋兼采的主张,包括"纂言不纂礼"和"考订衷于义理"两个方面。"纂言不纂礼"赞成汇编资料的汉学方式,反对以复原古制为目的的草率论断。既反思了汉学的局限性,又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汉学学风。"考订衷于义理"探讨了考订与义理的辨证关系,既强调考订的重要性,又主张考订以义理为目的,反对为考订而考订,体现了翁方纲的实用精神。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试论曾国藩的汉宋兼容思想

曾国藩,曾被晚清封建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为清朝的“中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因为他在强化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汉宋兼容思想,便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份。     

《汉学商兑》的发轫、缘起及旨趣

汉宋分争是清学史的大关节,在前人论述中,江藩撰汉、宋学二记及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作为回应一事,是汉宋分争确立的关键。揆诸事实,《汉学商兑》的撰写实非激于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出现误差,主要缘于眼光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未能考证其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导致诸多联系不能贯通,以此入手分析,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其旨趣。而考辨其发轫、创意之经过,可确证方东树撰写此书之缘起,进而知其旨趣,明了商兑之所以然。探明此案,不仅可资认识方东树及相关学人在清学史脉络中之位置,更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所谓汉宋分争之发生、演化的过程,体会其具体涵义。     

《宋史·道学传》在清代的论争及影响

清初学者围绕<宋史·道学传>进行的争论,实乃宗奉程朱理学与崇尚阳明心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之争.乾嘉时期的相关讨论,既体现了汉学发展和繁盛的大势,又显露出汉学与宋学趋向合流的征兆.道咸以后,宋学欲借相关讨论来实现重振,却最终与汉学一样陷入困局.这些都折射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