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在继承前贤思想的基础上,孔子丰富了"中和"思想.之后,朱熹建构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的理论系统,王夫之则重释了"中和"、体用概念的内涵.至此,儒学的"中和"思想已经成熟.同任何哲学范畴一样,"中和"这对范畴也必须落实到现实层面.在现实层面,"中和"表达为"和谐"、"适度"的状态.然而,作为"和谐"、"适度"的状态,"中和"在落实于现实层面时,其理论意蕴不仅有积极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方面.对此,我们不可不辨.     

佛教“无我”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部分思辨性的论证是通过对灵魂(我)有无的主题展开的.围绕着生命轮回的问题.古代印度宗教首先提出了"梵我同一"等思想.佛教不同意这些思想,提出了"五蕴缘起"的理论.论证人的灵魂(我)不具有实在性,强调其"无"的一面.随着问题的深入,佛教进一步阐述灵魂的"我"是"有"与"无"的统一,提出"中道"及"二谛"说.最后由大乘唯识宗通过对"识"的论述,侧重于"有"的一面,完成了"无我"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试论中日两国对"家庭观念"的认知差异

"家"是社会的缩影,是育人的摇篮.根据"家"的不同,产生的思想和观念也不同.中国的"家"和日本的"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无论是作为房屋建筑的"家"还是作为"家庭"的"家",其构造及家庭观念也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正确认识和理解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相互承认不同点,才是今后两国人民相互交流最需要的姿态.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仁政”真义诠解

"仁政"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天下为公"是"仁政"的最高价值追求."仁者无敌"是推行"仁政"的坚定信念.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实现"仁政"的关键.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使人各尽其材,是实现"仁政"的重要条件.体察民情、顺应民意,是实现仁政的根本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为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董仲舒对策考

<汉书>记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然后出任江都相,明确无误,但说自汉文帝前15年举贤良已有了统一的"策试"、"对策"、"评比"、"选拔"等一套措施则是误解和误记.汉武帝建元初对推举出来的贤良有"征"和"待诏"一类的安置措施,但尚无统一的策试.直到元光五年举贤良才规范了一些.<汉书>把"对策"中迎合汉武帝的一些建议描绘成董仲舒的创见,被汉武帝一一采纳.其实,汉武帝先已实行了"尊儒"、"举孝廉"等.董仲舒的"对策"只供武帝"亲览",当时并未公开,也不存在是否采纳其建议的问题.汉武帝"尊儒"是事实,但并不曾颁布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令.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论语》释名

书名中的"论"字作"伦理"解、"讨论"解、"杂陈"解、"选择"解都是不正确的,只有"编纂"义是正解.这牵涉到词汇上的本义后见现象:即引申义使用在前,本义大量使用在后.《论语》的"语"字取对话义.此外,《论语》的定名时间在西汉,属于书名的定名在后,成书在前.     

藏传佛教朝圣者自我的探析

藏传佛教朝圣者的心理生活经常处于"我"与"无我"的两极转化之中.在朝圣启动与朝圣过程中,呈现出的是"我"的种种问题,但追求的却是"无我"境界.在"我"与"无我"的转换过程中.呈现出的是朝圣者通过实践"应该自我"而力图实现"理想自我"的过程.     

广告"送"字句的象似、完形及信递

广告"送"字句,具有实惠认知心理基础上的"赠送"义.其间接宾语空范畴特色,实现了非广告双宾句不能实现的句法象似.无标记广告"VN送O2"紧缩句是一个完形结构.广告"送"字句通常具有二重信息结构,并传递双向互惠信息.广告"送"字句的生命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