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主张治国的基本方略——赏罚依法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它们分别是: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这五个方略,而赏罚依法是基本方略。认识其赏罚依法基本方略的内涵,对认识韩非的整个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在先秦政治思想家中 ,韩非以批判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主张“法治”而著称于世。笔者认为 :利益观是韩非思想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政治体系的价值准则 ;利、威、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机制 ;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韩非名利治国思想新探

韩非认为,好利恶害、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应以美名为手段,引导臣民为国家效力卖命;另一方面还要以厚利为诱饵,实现富国强兵的大利,以此达到治国的目的。韩非的名利治国思想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对现代治国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韩非的利民思想

河南工程学院社科系讲师孙慧明在《论韩非的德治思想》中指出:韩非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也主张实行德治。韩非认为民众的利益也不可忽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利民。他坦言:“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祸患,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韩非子.问田》,以下所引《韩非子》只注篇名)。利民之举措,在韩非看来是统治者仁且智的行为。所以,他要求统治者把亲民、利民作为施政的出发点。他认为:“夫利者,所以得民也”(《诡使》)。这种说法是和他的人性论相一致的。他称赞:“古者…     

韩非的名利观初探

韩非认为人都好名利,以至于士为名死,民为利归。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韩非主张统治者应该利用人们的这种追名逐利的心态,实现富国强兵。韩非的名利观虽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精华部分对现代治国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韩非应为"势家"论

传统意义上,学界习惯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划入"法家"的阵营,这其实是对韩非政治思想极大的误解。在韩非思想中,"法"或"术"都只是他用以维护专制君主绝对统治的得力工具和必要手段,并非他的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因此,若将韩非称为"法家"、"术家"或"法术家"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势"治的思想则可以说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归旨和核心所在,在理论上充分体现出其坚决捍卫专制统治的绝对君权的政治主张。因此,韩非应该称为"势家"。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韩非对荀子的接受研究

韩非对荀子思想的“接受”主要有两种方式：对荀子的唯物论和认识论，性恶的人性论，抑商重农的经济思想是顺接受；对荀子的仁义礼治思想和法思想则是反接受。韩非这种接受取向受他生活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从接受学视阈出发，厘析、考辩、梳理他们之间的学说承继关系，论述接受主体创造性阐释的意义。     

韩非的形名逻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他在阐述法术思想时,处处闪耀着古代逻辑的光辉,是先秦一位重要的逻辑家。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韩非的逻辑成就,只就他的形名逻辑思想作一探讨。 一“形”、“名”的涵义 史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刑、形古通,刑名即形名。 “形”、“名”在《韩非子》书中主要有两种涵义。 《主道》篇说:“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这是韩非给“形”、“名”所下的定义。“名”是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字,即语言(或言语)。“形”是做出来的事情。因此,韩非常常把“名”“形”和“言”“事”、“言”“功”、“名”“事”“名”“功”並举。比如:     

孟子、韩非民众学说的三点对立

韩非学说体现了对先前诸子学术的总结。对比孟、韩的政治思想,在有关民众学说的范围内,二者在民心、民产、教民三个论题内呈现思想对立的特点。这种对立的本质,是仁政论的贵民思想与君主专制论的用民思想的对立。     

试论韩非的人才法治观

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理论家韩非,反对人才贤治,主张人才法治,在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特色。韩非的“贤才”意识韩非“尚贤”与否,学术界众说不一。我认为韩非是“尚贤”的,但其所尚之“贤”的内涵,实质与诸家不同。韩非认为:“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以下只注篇名)“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由此可知,韩非心目中认可的“贤才”,一是要知法,二是要守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法治才能,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守法便是德,明法能法便是才。说到底,“贤才”就是韩非常常称道的“循令从事之臣”、“执法教民之吏”和“智术能法之士”。显然,韩非的贤才观已打上法家思想的烙印,凡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贤才”,即使是先贤大圣,亦不以     

论《老子》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皆欲以其学说影响于政治,而当时政治的集中表现就是“帝王治道”。在古代,“帝王治道”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并非为孔儒一家学说所包揽,而需要诸子百家对之加以补充和丰富。《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从思想的倾向性来说,《老子》的立场常常与儒家相对立。《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其反向思维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缺失和盲点。本文从“以道修身、以道治国、权谋思想”三方面论述《老子》一书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论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韩非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但他的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都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