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文史新考(二章)

1、史官演变考略《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案许君此训,本于《汉书》。《汉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志》之说,又出自晚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史官即记事官之说,由来尚矣,而历来鲜有疑之者。清季学者中,唯     

周族烈山氏两后稷时代考辨与上古甥舅相承制──兼说周族的来源及迁徙

周人始祖后稷弃是什么时代的人？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弃为尧舜时代人。此说以今文《尚书·尧典》为代表：“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2．弃为夏末人。《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3．弃的活动年代经历了唐虞夏三代。《史记·周本纪》谓帝尧时，“举弃为农师”，帝舜时，封弃于邰号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于是自古以来的学者们不断地试图解释这些矛盾的说法，也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     

周代学术发展论略

在讨论我国学术发展问题时,不少学者常用仓颉为黄帝史、夏有太史令终古、殷有內史向挚、《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等,来说明我国史学起源之早。而究其实,这些官职虽名为“史”,而其职务只不过是后世秘书、书记、司书之类,故所掌握者多是典、志、图、法之属,还不是后世的历史编纂。学者们又常用《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来说明我国历史著作起源之早。而究其实,《尚书》本非历史著作,《春秋》则起自东周。因     

苏秦兄弟排行及事迹考

战国史上的著名纵横家苏秦、苏代、苏厉三弟兄,孰兄孰弟,纷纭众说,迄今无定论;关于他们的事迹,史书上也记截不一。现依据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以下简称《帛书》)提供的新证,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苏氏三兄弟的次序,据《战国策·燕策一》曰:“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史、策所叙,似颇相表里。但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提出了疑问,近人也意见不一。唐兰先生认为:“《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诸祖耿先生继续坚持“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就是苏秦的弟弟”的说法;《帛书》的注释者说:“苏厉是苏秦的兄或弟”可见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     

汉初政治非“黄老刑名之治”论

西汉初年指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段时期。一般认为，这段时期，西汉的统治思想为“黄老之治”，更完整的提法是“黄老刑名之治”。这个说法的始作涌者为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孝惠，目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造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班固《汉书·外戚传》也说：“景帝即位，尤好黄老，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从此以后，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刑名之术”几成定论。论者们还认为，…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郭沫若传记文学的历史地位

郭沫若的传记文学,从数量到质量,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阶段 传记文学作品早在古代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则是现代形成的。 我国传记文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左传》与《战国策》等史书。比如《左传·曹刿论战》与《战国策·触(尤言)说赵太后》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它们既有史料的实录,又有形象的描绘。但在总的倾向上仍属史书性质。到了《史记》,便出现大量传记文学作品。它们的特点是“不虚美,不隐恶”,坚持“实录”原则。它们“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故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与野史

鲁迅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     

论楚人传习的世谱和故史

世谱和故史是楚国文化传承的两项重要内容.《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为楚太子所开列的九门课目中便有《世》、《故志》、《训典》三门分别属于世谱和故史的范围.这三门课目虽然也是中原的王公世子和国子们传习的对象,但没有任何一个方国象楚图这样明确地将之列入施教受业的范围之内.《管子·山权数》说:'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吉凶利害也."《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从这两说可见,每一个方国都有各自的文化传承的侧重点.楚人重世谱、故史的传习,既是楚国文化传承的一大     

《史记》标点商榷一则

《史记·三王世家》:“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点作:“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我认为此种点法可商,“行御史大夫事”应上属,理由如下。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当时张汤为御史大夫,故上引语中“行御史大夫事”似为虚职,以示尊宠。“太常臣充”,《索隐》认为指赵充。遍查《史》、《汉》,未见载其有关事迹。是知赵充仅任太常,且非宠臣,恐难“行御史大夫事”。“太仆臣贺”指公孙贺。《汉书·公孙贺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史记》与地方志——兼论《史记》的编写体例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重视.一、方志刍型胚成于《史记》说任何科学学科的产生,发展与形成,都是缘于社会需求的.并且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人文文化文明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它是随着社会与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人类在有了对记事的需求下方志始能孕育而出.我国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锲木”、“刻陶”等作记号以记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发展.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奴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事社交活动空间频繁,这时再用甲骨文、金文的记事方式已不能适应人们对记事的需求,于是便发明诞生了文字,并且获得从由刻符号记事革新为刻字记事的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了使用文字书册典籍记事存史的飞跃.《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掌四方之志”,     

我国古代史学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正> 我国古代的史学源远流长。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本文就此问题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夫史所载者,事也。”“史为记事书”。刘知几《史通》议:“为史之道,以传古今”。“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这都说明,古人历来都把记事作为史学的基本属性。这种说法对古代史学的初创时期并无错误。因为记事的出现,标明人类已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说明人类对周围的环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有了一定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史记》述评兼论司马迁的艺术手法

在《汉书·艺文志·六艺》中,著录“春秋家”,其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是史部尚在图书分类中未蔚为大国而附于经部的唯一的一部史书。此外,有《司马迁赋》八篇著录于诗赋中,在《艺文类聚》中尚存有一篇《士不遇赋》,其余都已散佚。《汉书·司马迁传》中还有一篇感激顿挫的《报任安书》,抒情言志的书翰文。这些说明了司马迁亦文亦史,具有兼长。可是,如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来衡量,毕竟当以《史记》为司马迁的主要代表作。因为,记事记言,左右史各自有其成     

楚国的史书与史官

(一)《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周礼·春官》和《礼记·玉藻》中可以看出,西周的记史和史官制度,比之殷商更趋完备.《春秋公羊传注疏》引闵固曰:"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书.《墨子·明鬼》谓西周晚期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按年代顺序记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事迹的《乘》与《祷杌》,其性质与体裁同于鲁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史记·十二诸     

关于唐代的左右史问题

关于唐代的左右史问题牛润珍史书所言唐代左右史，《旧唐书》的记载较为准确。从《旧唐书》反映的情况看，＂左右史＂的意思前后有所变化。贞观年间，君臣所言本朝左右史，多指起居注。显庆二年（６５７年）以后则多指朝中记注官，而且记注官左、右职分恰与《汉书·艺文志...     

“不周山为岐山”说

《淮南子·天文篇》:“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不周山在何处?又《淮南子·地形篇》:“西北方曰不周之山。”高诱注:“不周山在西北也。” 古文献中又有“不周风”的记载。不周风也在西北。《淮南子·地形篇》:“掘昆仑虚以下地……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说文》:“西北曰不周风。”《易通卦验》:“立冬,不周风至。”立冬之日,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北。因此,立冬之不周风,仍即西北风。《白虎通·八风》:距冬至三百一十五日“不周风至”,其时已过了二十一个节     

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贫穷之人要想富裕起来的一条经验，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这条经验，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影响很大，在后世的论著中常有引证。不过，对其中的“倚市门”一词的解释却大不一样，相去甚远。一种释意是指经营商业。《中文大辞典·人部》“倚市门”条的释文云：“谓商人之业也。”并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这段文字，以及《史记会注考证》、《书言故事·商贾类》中的有关文字作为依据。现今有关论著亦有类似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