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

唐代的中书舍人,同其他几种重要的职事官一样,在唐初就遭到使职化,其草诏职务逐步被各种词臣接手。安史乱后,则主要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但这个使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且漫长。唐朝廷其实在行使一种"双轨制",有时候用中书舍人,有时用其他使职,端视当时情况和个别皇帝的需要而定。到了唐后期,中书舍人更演变成一种本官(类似宋代的寄禄官),中书舍人可以用此本官去充任其他使职,如翰林学士和知贡举等。这是中书舍人使职化的最明显征象和结果。到了北宋初期,这个使职化过程才完成,其时中书舍人已演变成单纯的寄禄官,不再有草诏职事,和唐代的本官一样,只是用以计俸料、定班序而已。     

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考

唐代的转运使是一种重要的差遣官。瞿蜕园先生在《历代宫制概述》中说:转运使是一项“唐代临时性质的要职。”这是对的。不过,唐代的转运使并非一直都是临时性的。陈仲安先生《唐代的使职差遣》一文已经指出:玄宗时,在财政部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使职,“这些使职有些是因事立名,事罢即废,如劝农使等;有些则逐渐形成为长期设置的固定职务了,如转运使等便是。”的确,在财政方面的许多差遣官中,转运使是一种由临时性逐渐变成固定的重要职官。     

辽朝南面朝官体制研究

辽朝南面朝官分为以南枢密院和中书省为中心的枢机系,以翰林院和史馆为中心的词臣系,以及其他南面机构三个子系统。着重比较研究这三个系统的构建体制、官吏任命和对应寄禄官情况,并列出辽朝南面朝官级差表。     

辽朝南面朝官体制研究

辽朝南面朝官分为以南枢密院和中书省为中心的枢机系,以翰林院和史馆为中心的词臣系,以及其他南面机构三个子系统。着重比较研究这三个系统的构建体制、官吏任命和对应寄禄官情况,并列出辽朝南面朝官级差表。     

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

添差官制度,是宋朝冗官弊政的特殊表现。添差官一般担任三省之外各级军政官府的掾属或场务监临官。少数能参与公务者,称“添差仍釐务×官”;绝大多数则居闲终日,不准参政,称“添差不(釐)务××官”。其政治经济待遇,与正任官略有差别。但一经差遣,便可立即上任,任职时间,又能计入升迁资历,因此,成为宋代官僚机构中的一种美差。宋朝添差官冗滥之弊,严重存在达二百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因此,剖析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略论北宋前期官制中的比品和序班

宋前期,职官制度已形成官、职、差遣三大系统。唐代职事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升降剧烈,并已阶官化、虚衔化。而后起的职名、差遣,〖JP2〗一为清要侍从官,为升迁之“终南捷径”;一为有实职、实权者,二者虽无品秩,却为士大夫所重。为了整顿自唐中后期以来混乱的职官制度,适应使职差遣制度出现后的新形势,宋朝前期,权宜地但又是务实地应用比品、序班等手段,在百余年的不断调整中,逐步建立起了职官制度的新秩序。各类官职则以比品、序班来确定其实际的政治地位,其详则见于《宋史·职官八》的《建隆以后合班之制》。     

俸禄厚薄与吏治清浊──《中国俸禄制度史》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俸禄制度源远流长，自战国秦汉至清末，历2000余年。俸禄制度的诞生、演变和发展，对于维护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造就和培养封建统治人才，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俸禄制度也存在着难以克眼的弊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秦汉守官制度考述

秦汉守官制度,即官吏的试用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吏任用制度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一、守官制度的建立赵翼《陔余丛考·假守》云:“其官吏试职者曰守”。守官即试任某官的意思。作为一     

唐代御史台的里行官

本文着重讨论唐代御史台里行官的设置、任用性质和意义,认为:里行官是唐代御史台监察御史的特殊任用形式,其性质是试摄官。唐代后期,诸使府参佐和三司巡院官带御史者也多有里行的任职形式,其性质近于假借官。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官德三题

官路问题是官德之源的问题 ,官风问题是官德之显的问题 ,官心问题是官德之准的问题。为官者敢于为老百姓挑起担子 ,或者敢于放弃自己不能胜任的职位 ,这都是值得称道的德性。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     

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

在现行刑法典中,除贪污罪外,仍未明确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是由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明确、不合理的地方,大多属于越权解释。将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要的。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下,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方法,而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将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清初在京贰臣文人社集唱酬活动探微

自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在京的仕清贰臣文人群体频繁举行唱和活动,并以社集标榜,已经有了文学社团的雏形。其唱和多为抒发对明朝故国的怀恋,抒写失节的痛苦和在异族治下为官的苦闷感,抒发南人仕北的思乡之情,纾解精神苦闷的寻欢作乐。贰臣士人们在此种同病相怜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模糊的群体意识。     

南朝史官制度述论

晋代的史官制度比较严格,担任史官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撰史能力。从刘宋开始,秘书郎、著作郎等史官逐渐成为士族子弟步入仕途的台阶,这种情况在南朝极为普遍。南朝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许多著作郎、著作佐郎,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并不修史。大著作是专掌史任的史官,具有这一名号者较少,且仅见于南朝后期。撰史学士与撰史著士,也出现于南朝后期。这些名称的含义当在强调史官必须具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能撰史著史。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

北宋官营牧羊业取得了重大发展.牧羊业主要集中在北方,以开封府界、河北、陕西路为主.官牧羊采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官营牧羊业不仅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肉食,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原料,还是官员俸禄的重要组成部分.羊及其副产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正是北宋官营牧羊业发达的重要表现,客观上也促进了牧羊业的迅速发展.巨大的社会需求以及宋政府的主观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自然地理条件不利而造成的"官羊不兴"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