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中国农民工工资:概念澄清与数据核准

整理中国农民工工资资料对于劳动力市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立足于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公开资料,从概念澄清和统计口径出发,识别和筛选现有资料,对中国农民工工资进行匡算,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统计口径经历了较大变化.另外,使用全国固定观察点来衡量农民工工资可能是次优选择,但至少能够对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给出全景的认识.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的CHIP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探究了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企业通过支付“低于农民工实际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工资”从而变相地将培训成本转嫁给农民工,并且培训本身带来的收益也更多地被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拿走了.农民工从“企业内部培训”中“实际”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应该”获得的收益.另外,政府应做的是“出钱买培训”而不是“出钱搞培训”.     

社会资本与求职:大学生与农民工之比较

把社会资本的内容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把社会资本的作用归纳为信息性、工具性和情感性三类,并基于此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求职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和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1)微观社会资本对获取就业信息的作用得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的重视,但大学生对微观社会资本的利用率却大大低于农民工;微观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情感性支持比较高,而对农民工的工具性帮助却较高。(2)大学生中观社会资本拥有量和使用量大于农民工,他们从就业中心、招聘会和媒体中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农民工;农民工参加工会、党团、体育和娱乐等社会组织的比例非常低,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提高就业技能的比例也非常低。(3)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虽然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信心,但“赚钱”仍是农民工求职的主要目的;自费上学和自主择业制度促使大学生在就业中重视社会资本,并且更加重视作为正式制度的就业市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不友好态度及农民工自我认同对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有负面影响;社会态度对大学生求职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但性别歧视却使得很多女大学生在求职中屡遭挫折。     

农民工收入与村庄网络 基于多重模型识别策略的因果效应分析

以往基于家庭网和社交网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这些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农民工个人网的范围界定不准,且对内生性问题解决不够。本文采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中国农民工频繁返乡的特点,证实同村打工网的规模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具有正向因果关系。为解决影响因果判断的内生偏误问题,本文采取赫克曼二阶段法和工具变量方法组合使用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把村庄遭受的自然灾害强度作为工具变量。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充权理论在企业社会工作中的实践探究

充权理论相信每个人的潜能,把恢复个体社会功能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特色内容,把弱势群体确定为社会工作充权的对象。本文以充权理论为基础,主张企业社会工作的工作内容是企业员工的社会关系,企业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在于为青年工人、女员工、农民工和残疾员工等弱势群体充权。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The Roles of Community Service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Integration

Abstract

China is home to approximately 245 million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to urban areas has posed various challenges for local social service systems. Recently,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munity service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meet the growing service demands from the migrant population. However, whether increase in community service use results in improved wellbeing among migrant workers remains critically unexplored. As such,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community service use in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identity integration in Shenzhen, China. Bootstrapped models were adopted to examin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Drawing from a sample of 1,087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we found that community service us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Moreover, identity integration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community service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dentity integration was found to increase with ag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at diverse servic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address divergent needs of migrant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Community service can also serve as a vehicle to foster integration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host communities, especially for older age groups. Future studies may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quality of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and frequency of service use so as to optimiz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