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香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过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作用。1、香港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而香港则成为他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和政治力量的重要活动基地。1884年，孙中山前往香港求学，期间，适逢中法战争。他目睹了香港工人拒修法舰和停止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依靠民众的力量和否定现有政权的思想潜滋暗长，“余自己酉中法战争后，始有志于革命。”①1887－1892年，他再次来到香港，入著名维新人士何启创办的西医书屋，在这里，他倡导革命，惊世骇…     

岭南人文图说之九十六——香港孙中山纪念馆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在香港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并在香港多次居留,开展革命活动,但因香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他在香港的故居已不可考。现在的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原为甘棠第。甘棠第落成于1914年,座落于现今香港中环卫城道七号,这一带是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主要     

鲁迅研究在香港

<正> 鲁迅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他是文学的,又是政治的,而且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就以香港同中国大陆来说,其鲁迅研究的姻缘关系,是十分密切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恶耗传来,香港同胞反响强烈,各报刊均载讣告与悼念文章.在此之前,香港当然也偶尔报道鲁迅的活动,特别是鲁迅在广州及亲到香港讲演时,曾有文章谈论鲁迅,但算不上学术研究,评介鲁迅最多的是在鲁迅辞世之后从1936年至1941年,人们都沉浸在哀悼“民族魂”的一片泪海之中.不少文章带有浓烈的悼念意味.其中以毕明的《悼鲁迅先生》最有代表性.他称鲁迅为“中国文坛的巨人”、“东方弱小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者”.由于鲁迅精神沟通了海内外的“中国心”,所以有些文章直接挑明,今天追悼鲁迅,“更要坚定地勇敢地接受其遗志,促进民族阵线之巩固与迅速建立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与世界上一切的恶劣势力奋斗.”     

面向生活世界的谬误研究--黄展骥先生的谬误研究评述

黄展骥先生自(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在香港从事自然语言的谬误和悖论研究.他的这些研究,面向生活世界,以生活世界为指向,批判香港以及整个汉语言社会流行的种种谬误;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经典命题.因此他的谬误研究不局限于传统逻辑之逻辑谬误(或语形谬误),他更关注语义谬误尤其是语用谬误的研究.在他漫长的谬误研究的学术生涯之中,发现并界定了许多新的谬误类型独创性地提出了一些谬误研究模式与方法.尤其是,他基于社会批判和时代的需要,绝不盲目地"以洋为师",以西洋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面对西方谬误研究的挑战,却从不盲从权威,而彰显出批判性思维的力量.自八十年代以来,黄先生又满腔热忱地投入祖国大陆逻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全力参与并支持祖国大陆逻辑学者推动关于谬误和悖论领域的非形式逻辑研究.他以赤子之心和笔的力量,为非形式逻辑研究、为逻辑学及其思维方法化为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而矢志不移的奋斗,可以说他为中国逻辑学面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港的能源贸易:回顾及展望

<正> 香港是一个工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但缺少自然资源,食物、吃水、工业原料、半制成品及一般消费品,皆须仰仗入口,方能满足需求.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进口商品为能源.中国能向香港供应上述货品;因此,国货输港的数量,非常庞大.在七十年代,中国每年有22%的货品,销往香港,八二至八四年的平均数字,则达25%.诚然,其中有一部份(七七至八一年平均为37%)是经港输往他地,但无疑香港是国货的最大海外市场.香港亦是中国创汇的最重要基地,在七十年代,中国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包括贸易盈余、源于香港的旅游收益、汇款、中国企业在港的盈利等收益.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当然是中港贸易的盈余.     

郑观应与香港

郑氏一生过往香港9次 ,驻埠不足1年。他在香港的活动可分成两类 ,一是操持军务 ,一是主办商务。军务与商务密切相关 ,他出色的军务乃是借助其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地缘、人脉与才干的优势成就的。香港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侵略的舞台 ,揭开了他从商、从军“两条腿”报国的人生新篇 ,这令他引以为豪 ;香港是郑氏蒙拘半年的“伤心”之地 ,又令他刻骨铭心。本文认为 ,香港蒙拘进一步陶冶了郑氏矢志救国的品格 ,催生了《盛世危言》的撰写。就此意义上说 ,香港“情结” ,促成了郑观应登上“三位一体” (从商、从军、立言 )报国成就的高峰     

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陈郁同志早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陈郁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我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他亲身参加了香港海员罢工、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又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本文主要叙述他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时期的革命活动。     

19世纪中期(1835-1860)华人浸信会教民的曼谷-香港-潮州跨国网络

本文调查了19世纪中期美国浸信会面向中国的传教活动,研究焦点落在华人浸信会跨国网络在中国南海出现的过程,提出海外华人基督教徒沿着所建立起来的沿海网络,由暹罗到香港,再向广东潮州方言区发展.华人基督教徒成了早期浸信会传教活动的代理人.     

秦牧散文的思想火花——《秦牧的足印和笔迹》第五章

秦牧从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从香港回到烽烟匝地的祖国,从事抗日的文化宣传活动,开始了他执笔为文的战斗生活,四十年来他写下了小说、戏剧、大量的杂文和散文,成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欢迎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今天从他的全部作品来看,无论当他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或是以后,他的创作活动,始终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为这伟大的斗争擂鼓呐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八月进入解放区前,也就是秦牧三十岁以前,在粤北、在桂林、在重庆、在香港,他已经写下了大量的作品。秦牧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他风趣地说:“居然还有人把我当做‘多     

回忆恩师国学泰斗任继愈教授

国学泰斗任继愈教授驾鹤西去,他撰写并主编多部重量级国学巨著,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反对在旧中国时期研究中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尤其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宗教,开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学研究之先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关注与赞许。他关于"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在调查了解孔教在旧中国的创立,以及香港孔教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取舍,综合后提出的论断。引起了宗教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为了有助于解码任老这一观点,本文概述了孔教在旧中国之创立,及后续迁移至香港,以及时至今日香港孔教的理论与实践,使读者对一国两制的香港今日之孔教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论邓小平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三个主体思想

论邓小平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三个主体思想周显信中国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反复强调的基本原则。他不仅为我们制定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一国两制”的政策，而且指出了保持香港稳定和繁荣所必须坚持的三个...     

康有为及变法思想简论

康有为(公元1858—公元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因是广东南海人,后来也有人称他“南海先生”.或“康南海”.他生长在当地有名的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康达初,曾经在江西做过知县.康有为从六岁起就在家中接受儒家正统教育,十二岁能赋诗.十九岁起受学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重“经世致用”之学.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民不聊生,加之列强相继侵扰,使他对传统文化能否救国产生怀疑.三年后,他怀着这种苦闷的心情辞别朱次琦,到西樵山去攻读道教、佛教的一书.在西樵山,他结识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通过交往,康有为从张鼎华口中得知朝野上下已有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这使他大为高兴.从此开始,他便潜心研读西方政治制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进一步明确了他的变法维新思想.1879年底他又去已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游览、考察,并为当时香港一片繁荣景象所吸引.两相对比,使他确信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远远胜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实行变法图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     

游离与回归——试论香港黑帮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

黑帮片是香港主要的类型片之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自身却又体现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印记.其导演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使得香港黑帮片显现出不同于西方黑帮电影的东方美学意味.吴宇森、杜琪峰、刘伟强是香港黑帮电影史上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以他们三人作品为代表的香港黑帮片,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林文庆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

出生于新加坡的杰出海外华人林文庆博士曾为中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几乎已经被中国历史所遗忘.虽然林文庆一向提倡和注重教育救国,并不认为革命是当时中国的首选,但由于他与孙中山之间深厚的个人情谊,使他在不自觉之中亦逐渐参与到了革命活动中.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林文庆是在参与辛亥革命,倒毋宁说他是在帮孙中山的忙.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关于“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

很多专家、学者对"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作了明确的界定,但都不同程度存在些问题.笔者认为,"香港文学"是具有华人血统的香港作家用华文所从事的各种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学因素;"香港作家"是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不管现在或以前居住在香港还是国外)最后的落脚点在香港、具有华人血统并用中文进行写作、曾出版过文学作品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评论和翻译著作的作家.     

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

彭登怀生于1946年农历三月十五.他从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少年,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终于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国川剧变脸大师,受到世界28个国家元首的接见;他在日本电视台录制的&lt;中国人间国宝一一彭登怀&gt;专题片在各国观众中声名远播;香港歌坛天王刘德华拜其为师,对其尊崇有加;他以25秒钟变14张脸的绝技,录入&lt;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gt;.身为四川艺术学校“中国一绝“川剧变脸十八化身绝技演员的他,不仅创办了“中华绝技艺术团“、“四川明星联合会“,而且还担任了“四川省慈善大使“、“四川省慈善救助活动形象大使“、“都江堰市形象大使“等多项公益职务,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     

香港文学研究在香港

有人断言，“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此话并不全面。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比内地还要早。还在内地闭关锁国的１９６４年，罗香林教授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中国文学在香港之发展》的专题报告，不过他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且当时还未有明确的“香港文学”概念。到了１９７４年９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２０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从宏观上论述了与内地文学分流后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变化。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香港文学４０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印了《…     

王韬与上海格致书院

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进步的思想家.其思想之新、著述之丰,在早期维新派中堪称佼佼者.在鼓吹变法、倡导西学方面,他的功绩为人们称道不已.然而,在改革教育、培育新式人才方面,他的成就却很少被人们所提及.这一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掌管上海格致书院期间,为上海格致书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韬,江苏人,自幼饱读经书,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底.21岁时,到上海英国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担任为传教士所译之书进行文字的“疏通”、润色和编辑工作.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而遭清政府缉捕.他从上海逃至香港,作了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翻译助手.在港期间,他曾到欧洲一次.直到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他才返回上海.与西方人的接触,到欧洲的考察,使王韬眼界开阔,较多地了解了西方文化.     

政坛回忆

第三章从非常会议到蒋汪合作1931年3月初,黄绍竑在香港正计划派人入广西活动,为他就任广西善后督办准备条件。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在港九轮渡码头上碰到陈铭枢,后者神色紧张,邀他到香港大酒店密谈。陈铭枢说:“广东局面又变了,陈济棠联合广西李、白,反对蒋介石,原因是蒋扣留了胡汉民。”陈还说他是只身跑出来的,很狼狈。这一变化,使黄绍竑感到:两广将从此形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要回去广西当然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