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十六国北朝时期僧人游方及其作用述略

本文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僧人游风宣化进行了简要考察，分析了中土游方宣化风气形成的背景、游化的不同类型、宣化的具体内容及这一风气在佛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它为佛教所独有，是当时佛教一枝独秀的一个重要原因。     

蒙藏委员会与蒙藏佛教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后，它通过各直属机关的设立和相关条例的颁布，对蒙藏佛教加以扶持和管理，体现了国民政府对蒙藏地区的高度重视。蒙藏委员会的设立不仅维护了中国对边疆的主权，密切了边疆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且对于蒙藏佛教的发展也有推进作用。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拾遗记》佛学影响探源

《拾遗记》中部分源自佛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一系列佛教术语的出现,说明《拾遗记》的作者道士王嘉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王嘉与佛教高僧道安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道教徒普遍的道教方术与佛教幻化之术并不相互抵忤的思想则是王嘉受到佛学影响的重要原因。《拾遗记》记述的这些与佛经有关的传说故事,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土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向中土世人宣传佛学内容的不同。     

论明代贵州佛教兴盛的特点

明代贵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具有自己的特点。①据史志记载，贵州境内之有佛教，至迟在初唐年间，当时牛腾在今贵州瓮安、余庆间大布释教，使佛教在黔中上下层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然而历唐宋元各代，贵州境内佛教的发展都比较平缓，直到明代，才迎来一个大的发展兴盛时期。元明以前，贵州大部分地区尚属“化外”，其地仅为羁糜之地，自元代始为之一变。元代将贵州之地分属四川、云南、湖广三省，建立土司制度，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定路…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佛教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为佛教对法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创造了历史条件。本土法律与佛教之间发生猛烈的撞击，进而互相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包括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在内的传统法律文化。     

论中国佛教宗派对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和产生了八大宗派,其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在朝鲜半岛和日本迅速地传播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佛教宗派的传播和影响不仅仅限于宗教领域,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中的其他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

儒佛之辨：理学的一个向度陈贝斌一、绪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但推动了组织性道教的成立，而且导致了主流文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形态变迁：由先秦以来的非宗教人文向宗教人文的演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伦理人文...     

佛教八关斋与中古小说

从宗教仪式角度来考察中古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佛教仪式之一——八关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当某种宗教仪式确立的时候,它只能是某些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原型,且其关系一般说来是属于表层的联结。但是,透过这种表层的联结,却可以看到文学作品的某些深层含义,即它们的核心乃是宗教的某种观念、信仰、情感。八关斋之源流在佛教诸仪式中,八关斋是起源最早、最重要的仪式之一。远在原始佛教时期,这一仪式就已经产生了。反映原始佛教生活的汉译《增壹阿含经》卷十五《高幢品》,即详细阐述了八关斋法及其缘由,其中一偈概括了奉行八…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两晋南北朝儒士排佛思想探微

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士对佛教排斥范围之广、排斥之尖锐,前所未有且后不能及,焦点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因果报应、神不灭说以及不敬王者之上.体现了涉及广泛与表面着力、道士参与与双面夹击、咄咄逼人与迎合淡化、对立交涉与初步融合四个特质.概言之,儒家对于佛教的排斥与利用,佛教对于儒家的依附与吸收,构成了这一时期儒、佛关系的主要内容.     

论佛教与藏族文化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藏族地区,经千百年来的传播发展,已基本上成为全体藏民族成员的共同信仰。在这千百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佛教与藏族文化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藏族文化的勃兴与衰落,都与佛教的传播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佛教传入之初,如同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给古老的藏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藏族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但随着它征服各种“邪教异说’、唯我独尊之后,这股冲击波便势衰而成为禁锢圈,禁锢了藏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纵观藏族文化史,佛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发生影响之深之甚,恐怕是举世仅见的。笔者在此仅就佛教对藏族语言文字、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所起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发表一点个人肤浅的一窥之见,期盼方家指正。     

佛教诗作《绿度母传》浅析

佛教诗作《绿度母传》浅析双福可以说，蒙古族英雄主义是由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元时期。而史诗的兴衰又是与英雄主义相伴始终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北元时期，佛教再度兴起，尤其是黄教已渗透到整个蒙古民族意识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在蒙古地区，文学创作历来作为有效的...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佛教涅槃思想之演变

涅 般木 是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是佛教哲学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佛教时期直到中国的禅宗 ,涅 般木 始终都是佛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不同时期的佛教及佛教中不同的宗派 ,对这一问题持不同的看法。许多重要的佛学理论问题 ,也围绕着涅 般木 问题而展开。本文旨在对佛教涅 般木 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主要论述小乘佛教内部对涅般木 思想的分歧 ,印度大乘佛教对涅般木 思想的变革 ,以及中国佛教对涅 般木 理论的消化及创造性的发展     

欧盟司法与内务:从非正式合作到制度化

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司法与内务合作作为欧洲联盟的第三支柱为世人所知,欧洲一体化也从原来的以经济合作为主发展到政治领域,但其实司法与内务合作并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首创,在此前司法与内务合作已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特莱维小组、申根协定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之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这一领域的合作正式制度化,阿姆斯特丹条约对之有进一步发展.司法与内务合作经历了多年的发展有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化发展的趋势也不可阻挡,但预计今后的发展道路也将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