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在《女神》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大我”。这个“大我”一方面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反对封建的束缚与压制,追求立人这一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的启蒙与改造,追求民族的新生,参与到立国的时代浪潮中去,实现了立人与立国的完美结合。“大我”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试论鲁迅早年的“三步走”思想体系

鲁迅在早年的文字中,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自成体系的“三步走”思考,那就是:(1)张启灵明;(2)矢志立人;(3)缔造人国。其中,张启灵明是立人的前提,缔造人国是立人的目的,而这两点又常为论者所忽视,这三者又是次序分明、环环相扣、不可僭越的,因为,超越了第一步直接立人,立出的人是畸形的;超越了前两步直接建立人国,其结果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理解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第一步的工作之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看来,发国人之内曜和心声,正是重塑国民精神最为关键的一步。     

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评析

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流派率先从形式的角度来规定文艺的本质 ,把批评的重心由创作移向了文本的形式和结构 ,提出了“陌生化”理论。这是现代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以后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

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黄健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杰出思想家的鲁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关人的自由与解放，特别是有关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思想主张。置身于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鲁迅敏锐地感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迫切需要解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死亡品质”的关照及其在我国当下的实现

“死亡品质”是相对于“生活品质”而提出的全新概念。“死亡品质”意谓临终者“身、心、灵”都能得到良好照护,实现“尊严、幸福”死亡。“死亡品质”在哲学视域审视下是生命尊严、社会人文关怀终极实现的体现,但在当下,由于受传统“忌死”文化、过度医疗救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死亡品质位列世界倒数。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死亡价值思想、树立“关系生命”信念以及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是提升民众死亡品质的应由之路。     

“公天下”思潮与中国20世纪历史

“公天下”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一条血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皆据于孔子大同思想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 ,可见“公天下”无疑是 2 0世纪的重要现象。但是 ,一个“公”字 ,含“公”“共”“平”诸意 ,其意既不同 ,其实践结果亦大相径庭。况且任何思想都是双刃剑 ,任何思想可以有开放性也可以有排他性。这些思想实行的结果就使 2 0世纪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风貌 ,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与影响     

从传统之“士”到现代“知识分子”:也谈鲁迅的“立人”

文本试图以"立人"概念的重新阐释为突破口,尝试将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重大思想问题进行关联。"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抽象的概念论式建构,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既往研究更多关注启蒙从传统烛照下的"立人"理想,但很少追问如下命题:立什么人?知识分子还是土俗世界庸众?人是否可立?是制度设计上的完善会产生新人还是有了新人才会有制度设计上的完善?本文认为,"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一种形而上的充满文艺腔的理想,而是充分预估了"人"之多样性、复杂性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行动。这种由下至上并充分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思想方法是对启蒙及知识分子主导的其他理想色彩鲜明行动的纠偏,亦是今后鲁迅研究应当注目的方向。     

“同情地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走向。这一历史事件必有它出现的理由 ,也有它不能否认的不足。本文以一种“同情地了解”的方式、态度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其产生的缘由 ,同时指出了其大致三个方面的弊端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近代中日“闭关”与“锁国”政策的异同与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的殖民侵略。面临殖民地危机时刻，中日两国因采取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结果。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为其所用而迅速跻身列强；而保守的清政府却采取“悉如旧制”的闭关政策，遂成为列强刀俎之肉，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