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简析

中美贸易平衡背景简介 自从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2001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中国则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从历史上看，中美贸易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而且中美双方的统计数字也存在很大差异。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据美方统计，自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高达838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总…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日、中美贸易的变动:产业间还是产业内

众所周知,中日、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同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飞速增长。特别是从1990年到2003年,中日贸易总额从165·99亿美元增至1355·7亿美元,扩大了8·17倍;中美贸易总额从117·67亿美元增至1263·3亿美元,扩大了10·74倍。2003年中国同两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7%和14·8%(见表1),两者合计已达到中国当年贸易总额的1/3。表12003年同中国进出口贸易排在前五位的国家排序(国地区别)(亿总美值元)(同%比)(占%比)占比变化1日本1355·731·115·7-0·72美国126…     

美国反补贴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研究

现有文献缺乏美国反补贴方面的实证研究，而全面分析和评估其贸易效应的文献则更为空白。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利用1991-2009年美国相关反补贴案例6住税则号的涉案产品面板数据，采用广义距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对美国反补贴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反补贴对被诉国普遍存在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并会导致涉案产品的进口从被诉国转移到非被诉国，这种贸易转移效应会部分地削弱反补贴的保护效果。总体来说，肯定结案比否定结案产生的效力更大。鉴于美国一直是对华反补贴的主力军，中国应尽力降低美国反补贴的贸易破坏效应，并有效规避贸易转移效应对进口竞争性产业的削弱，积极捍卫本国利益。     

基于MRIO模型的中美贸易内涵碳转移研究

采用MRIO模型,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20个行业的贸易内涵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总体及行业特征。研究得出: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碳远大于其从美国进口的内涵碳规模,从而中国通过贸易承接了美国大量的内涵碳转移;另一方面,相对于两国的贸易规模,中国承接了更多的内涵碳转移,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碳泄漏"。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方法将贸易内涵碳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得出:规模效应总体为正,且贡献率最高,表明中国日益增长的对美出口是推动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结构效应总体为正,但影响很小;技术效应为负,证明中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规模的扩张。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研究

针对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因人民币汇率调整而缓和这一问题,利用1980-2008年的年度贸易数据对中美贸易进行协整分析,检验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即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双方进出口结构、贸易政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逐步调整两国贸易结构和进出口政策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出路。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差异在哪里?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货物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因两国在贸易统计数据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时常引起双边贸易争端甚至贸易摩擦,影响着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对此,很值得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初步结果表明,中美贸易统计数据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对转口贸易特别是中国从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商品贸易是否包括在两国双边贸易统计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双边的贸易顺(逆)差上,而其进一步的表现是中国统计的出口与美国统计的进口的差异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     

中美属权贸易差额估算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区分内外资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与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对三国属权贸易模型中涉及的中美之间9种途径18种属权贸易流量进行了全部估算。估算方法采用属权贸易核算法与矩阵平衡法相结合的方式。估算结果显示：中美属权贸易总量明显高于属地贸易总量，中美属权贸易差额明显低于属地贸易差额，传统的属地贸易差额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美国通过在华附属机构部门以及第三国附属机构部门向中国本土所属部门销售和出口大量产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忽略中美之间通过第三国发生的属权贸易将严重高估中美属权贸易差额。属权贸易核算结果对全面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国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动态演进

文章用Basto和Cabral (2007)贸易模式的动态新指标,反映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向的转变.该指标把贸易模式的变化分解成三个不同的方面:增强一国原有专业化的产业间贸易、弱化一国原有专业化(专业化转变)的边际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仍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其内部各行业间专业化发生了较大转变,专业化转变是产业间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     

引力模型的应用:中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测量

文章利用新加坡贸易环境作为完全自由贸易的基准水平,通过中美两国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贸易相似系数等指标构造了多个引力模型;通过对不同模型的分析比较找出了最优模型并进行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中美双边贸易量的预测;最后由预测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得到了中美双边贸易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     

中美贸易对两国就业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SDA模型的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美互相出口对中美两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互相出口都提高了两国的就业规模,对中国就业的提升作用比较大,但美国就业效应的增长速度比较高,还有很大增长潜力.     

中俄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STIC一分位贸易分类数据,选取Aquino指数所谓测度2010-2014年中俄双边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指标,对中俄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趋势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俄两国在初级产品贸易在近5年来产业内贸易水平趋于下降,在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中俄双方的贸易在制成品方面,技术投入较大的产业制成品呈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以及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对而言,劳动力投入较大的产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滑.可以看出中国并不具备较强的资本和技术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没有呈先出预期的优势,中俄的贸易条件有待提高,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资本和技术差距逐步缩小.     

中美贸易平衡统计研究

中美贸易平衡统计研究□文＼南京化工大学经贸系刘碧云孙本芝张健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迅速，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但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统计数字差距越来越大，加上美方过分强调两国之间贸易平衡问题，已严重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以客观...     

FDI结构与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以制造业21行业为例

本文运用产业内贸易系列指数对中国制造业部分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将产业内贸易类型划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内在结构特征；运用FDI的行业结构以及利用外资方式的结构作为对FDI的结构度量；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模型和回归模型，结合2002～2007年数据分析FDI结构是否促进了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提高。结论显示，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各产业的贸易模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绝大部分行业的FDI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说明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这很可能是入世产生的效应；FDI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但是主要促进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尤其是下垂直产业内贸易程度，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长远发展，也威胁到产业安全；FDI的实际利用方式对产业内贸易程度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独资化阻碍了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     

人民币、韩元、美元三边汇率波动的贸易收支效应研究

文章从三边汇率变动的角度,实证研究汇率变动对中美和中韩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中美韩三边实际汇率与中韩贸易收支以及中美贸易收支间存在均衡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国对韩美贸易收支受中关汇率的影响更大。（2）从因果关系来看,中韩以及中关之间实际汇率变动都不是是中韩贸易收支变动的因,但中国实际收入的变动是中韩两国的贸易收支变动的原因。（3）中美贸易收支和中韩双边贸易不存在卜曲线效应。上述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中国的汇率调整能（部分）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收支问题,但不能解决中韩双边贸易收支问题。     

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1979-2004年期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全面快速增长,不断创新高.但是,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日益变大、贸易摩擦急剧增加,严重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因此,在美国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共享效应的同时,中国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和贸易政策,美国也应该调整贸易政策来维护和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稳步和健康发展.     

网络视角下研发投入、贸易自由化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兼论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特征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及世界贸易整合解决方案数据,从网络视角分析了全球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演化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研发投入和贸易自由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整体具有"中间密,四周疏"的特点,并且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网络密度呈倒"U"型演变趋势;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稳居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心,而2012—2015年中国对其他经济体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力有微弱下降之势;各经济体之间的高级依赖关系会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高水平研发投入的经济体之间不易发生高技术产品贸易,但是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出口倾向越高;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时其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在增强。基于此,提出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