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与碳排放效应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采取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该结论在经过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区位更具优势以及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异质性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构建农村创业活跃度指标并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农村的创业活跃度;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存在省际层面的异质性,在城镇化进程、农村金融发展、农村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等宏观外部环境越好的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创业活动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这一政策效果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这一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一般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相似。现阶段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水平和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共同实现，尤其是资本要素投入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途径。解决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是否推动了中国经济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尚缺乏有支撑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本文立足于耦合协同的研究视角,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验证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首先构建了测算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协同效应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其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协同效应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构建反映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权重矩阵考察协同效应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看,协同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但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第二,协同效应明显促进了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且其作用效力强于二者单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已成为新科技革命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质量

为改变知识产权发展“大而不强”的局面,我国从2012年开始逐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范围。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2006—2018年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改变以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力度的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三线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作用更大。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评估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来提高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西部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其正向促进效应存在由西向东逐渐减小的特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大城市”更为明显。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及效应评估

将城市创新集聚纳入自贸区设立的政策效应评估框架，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及北方自贸区城市更为明显；(2)就城市规模而言，特大型及以上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财力异质性研究表明，在高金融发展水平组和高财政支出组中，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低财政支出组的影响较小，而对低金融发展水平组的影响却不显著；(3)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和创新创业活跃度在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过程中，均不同程度上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4)样本期内，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在设立当年最小，到设立后第六年达到峰值，时滞效应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蕴含：一是在积极推进现有自贸区改...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根据2014—2020年我国14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起了显著推动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缩尾处理及剔除直辖市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文体财政支出力度大的地区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3）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是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莫兰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构建Tobit模型实证检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省际差距扩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且以同类集聚为主，空间结构上呈明显“中心—外围”特征；经济基础、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政府支持、民生福利和环境治理驱动作用明显，产业结构对江苏省驱动效果显著，市场化对安徽省正向作用明显。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空间溢出视角下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局限于本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强化溢出效应,引导数字资源要素合理流入西部地区,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重庆市例证

文章以重庆市为例,构建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与评价,然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实证检验了重庆“产业-城乡-消费”三维经济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重庆直辖以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值从1997年的1.10增加到2016年的9.86,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影响效应上,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均对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收敛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Theil指数分解法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河北的最低但增长速度较快,与天津的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及南、中、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呈现收敛性特征;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明显,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