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亦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据此,本文从厚植乡村“数字土壤”、统筹多维因素综合施策、重视中微观层面差异化特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启示。     

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演化特征研究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规模扩张和价值创造的历史窗口期，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2011—2019年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分析了经济集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结论表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时间线上呈现显著的、积极的动态特征，并在未来具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此外，研究发现，在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密集使用的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中介作用，构成了经济集聚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传导机制，并且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性。另外，经济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是完全中性的，而是会在城乡收入结构层面产生轻微的扭曲，建议从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破除要素流通壁垒等方面进行政策优化。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