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开展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并研究其时空特征,可以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熵权法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核密度估计、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和三个子维度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地区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各城市间绝对差异逐渐扩大,共同富裕各等级城市均对其前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是区域差异在指标层面上的重要来源。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邻地产业结构升级，但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截然相反；第三，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城市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而东部地区城市影响效应与其并不一致。因此，应继续深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加强区域协同合作；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营造优质区域创新系统；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实施差异化财政分权政策。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0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共同富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以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显著的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不过各综合经济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及政府干预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理论逻辑、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20年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以及“共同”和“富裕”耦合协调度，并利用基尼系数测算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06—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呈现“N”型波动上升的趋势，“富裕”和“共同”水平呈“X”型变化；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上升较快，在“十三五”时期趋于平缓；耦合协调度地区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东北地区最低，而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均等化评估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了2015—2019年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利用泰尔指数对该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不高，且研究期内并未有明显提升，同时，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分服务领域来看，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城市间差异、省份间差异比较显著；从时间维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总体差异略有扩大，但浙江省的组内差异呈下降态势，且各年份的组内差异均低于江苏省和安徽省，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短板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历史演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效明显。其按GDP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类型由“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类型，并正在向“三二一”演变；从业人员结构由“一二三”类型转变为“三二一”的发达结构类型。建议加快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二省一市产业协调发展等，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市场规模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市场规模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研究了市场规模变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通过构建包含市场容量、市场效率、市场内部结构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WASPAS方法测度市场规模变化，分析了市场规模变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以及市场规模变化引起的消费变化、投资变化、贸易变化的中介效应，并提出了研究假说。基于198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通过全面FG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验证所提出的假设。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变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假设成立，且市场容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程度最高；机制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变化的中介效应假设成立，即可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贸易开放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规模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市场通达性、技术创新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为市场通达性越高、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地区，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受到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多措并举促使市场规模“量”与“质”齐升，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扩大市场投资规模...     

“双循环”下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良性互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其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文章利用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就地区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改进的经典Chenery“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产业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互为因果关系，再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且对其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有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即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现期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仅仅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未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长三角都市图25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借鉴国内外关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成果，结合长三角都市圈25城市现状，特建立一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运用其计算，得出长三角都市圈25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序，体现了各城市在长三角都市圈中的地位。     

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

文章基于共享性、富裕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2011—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考察，并揭示了地区差异的来源，从地区、时空多维度刻画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四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2）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强，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最低；（3）共同富裕水平呈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具有马太效应；（4）只有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莫兰指数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构建Tobit模型实证检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省际差距扩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且以同类集聚为主，空间结构上呈明显“中心—外围”特征；经济基础、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政府支持、民生福利和环境治理驱动作用明显，产业结构对江苏省驱动效果显著，市场化对安徽省正向作用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经典TOPSIS模型改进为PFHWD-TOPSIS模型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对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各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差异的σ收敛特征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GDP、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开放水平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