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成绩斐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各省份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增长,但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显著;空间分异明显,呈典型的“地带性”和“梯度性”分布特征;呈现显著的全局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模式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海拔高度、科技水平、公共物品供给、经济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政府规制没有显著影响;空间效应的影响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再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各区域保险业发展的空间自相关的强度大小进行分析,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保费收入为观测值指标,运用Moran指数I对我国各省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各省域间的保险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以东部沿海为主要地区的“高-高”集聚型和以西部内陆为主要地区的“低-低”集聚型都日益显著且稳定,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落后情况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各省份人均文化事业费指标的统计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及马尔科夫链模型，探究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空间特征及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点，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水平集聚为主，各省份空间相关类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全国及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省际差异均不断扩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布形态由多峰逐渐演变成双峰，中部地区的分布形态则经历了“单峰—多峰—单峰”的演变过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分布状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较低的内部流动性。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统计评价研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测算并探究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整体上提升速度较快,但多数省份的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智慧和创新正在成为引领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人文和宜居方面建设薄弱则可能会形成短板。分布动态演进方面,东部地区展现出显著的主力驱动型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均衡提升型趋势,而东北地区表现出鲜明的双峰并行型趋势。空间形态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的空间形态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区新型城镇化在短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而本地与邻域地区间的“邻高提升,邻低抑制”效应则强化了该种空间形态。本研究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效的阶段性统计监测和持续性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资源型城市GDP时空特征及聚类分析

为探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异质性，文章使用200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采用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时序数据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GDP的空间格局特征、时序演变、空间集聚和时序轨迹类型特征。结果显示：（1）中国资源型城市GDP整体呈现“东部和中部高、西部和东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相对差异呈缩减趋势。（2）GDP的时序演变呈现向中等和中低水平类型转移的趋同趋势，空间上GDP发展水平表现出集聚特点，热点区一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冷点区由西部向东北地区转移。（3）通过资源型城市GDP时序轨迹聚类发现，“稳定上升且增长率高”的类型主要位于我国东中部地区，“稳定上升但增长率低”或波动增长的类型在西部地区比较普遍，“上升—下降—平稳”的类型主要在东北地区。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     

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非平衡性与动态演进

文章在测算2012—2017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基础上，采用区位熵对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使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的动态演进历程、地区差异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多数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从演进历程来看，东部地区呈现集聚度减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度上升趋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分化程度有所改善，但整体分化格局并未扭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产生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度空间分布情况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沿海省份呈现高值集聚，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呈现低值集聚，少数省份异军突起，与邻近省份表现出极化效应，呈现高低集聚趋势。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进趋势

文章基于五个维度构建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中国30个省份2008—2019年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地区异质性、空间集聚程度和分布演进规律。结果表明：（1）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造成工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第一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次为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的影响相对较小。（2）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分布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模式逐渐从以低低-低效型集聚为主向以高高-高效型集聚为主转变。高高-高效型集聚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以及中部地区部分省份,低低-低效型集聚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3）东部、西部地区和全国整体的工业高质量转型绩效的空间差异呈发散趋势,而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呈收敛趋势。考虑空间滞后的影响时,邻接省份的高水平会提高本省向上转移的概率,而邻接省份的低水平则会提高本省向下转移的概率。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对我国29个省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和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分异明显,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现象;信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均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城市化率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大,资本存量的提升则有助于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把握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7—2019年的相关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状况与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态势，沿海协调度等级高于内陆。空间关联格局中，“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要提高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应充分挖掘协调发展的实质，加强跨区合作，提升整体协调发展程度。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