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略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整体上已实现协调发展,但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空间集聚性。     

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TSCS方法，对2012—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考察期内，科技创新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相对平稳，处于拮抗阶段；在时序变化上，东中部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从严重失调到轻度协调的转变，西部地区经历了从极度失调到勉强协调的转变，空间分布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各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大部分省份属于初级协调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生境”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创新质量与创新生境的同频共振成为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和重要基础，是粤港澳大湾区激发城市群创新活力、打造世界级创新经济湾区的核心抓手。基于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ESDA、地理探测器、GWR等方法，探索大湾区创新“质量—生境”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以期在新一轮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中，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特殊格局下寻求政策制度的创新和突破提供新思路。研究发现：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创新影响的发展模式，创新生境的空间分布最为均衡。基本协调状态的城市分布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沿线，是区域创新的优势空间，而中度失调的城市存在区域锁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正向自相关显著，珠海、中山、江门位于低值集聚区。第二，所有维度因子均显著驱动耦合协调发展，且交互作用后的解释程度得到不同程度提升。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状态对各因素的反馈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第三，广深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在研发、经济、人力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广州优势价值链资源的直接辐射及高值区域集聚效应影响下，邻近城市各要素驱动效用显著。而边缘城市受...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能否促进空间协调——基于285个城市数据的检验

产业空间协调发展兼有产业关联与空间关联的特征，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具有实现产业协调与区域协调的二重协调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85城市2003—2016年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协调发展问题。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年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区间，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较低，67.37%的城市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区间与勉强协调发展区间。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得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作用机制具有非线性特征，对本地产业协调发展具有先弱化后增强的作用，但对相邻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虹吸效应。因此，建议增强产业与空间的系统性，强化产业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资源配置能力，发挥产业耦合协调作用促进空间协调发展。     

区域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协同学相关理论,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人才、资金、设施、创新这四个环境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并分析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协同发展差异。结果显示：2013—2020年,全国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已由最开始的轻度失调过渡到良好协调及优质协调状态;四大地区的协调发展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并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基本达到优质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则处于科技创业孵化生态系统发展水平低下,且严重失调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状况均处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之间,虽然耦合协调性逐渐提高,但一直处于轻度失调和一般协调状态。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演化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构建了湾区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框架，利用熵值法、“分-总”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2006—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并采用变异系数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收敛性。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内部发展不平衡，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整体上，湾区耦合协调度不高，内部各城市都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地区发展上，香港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而江门相对较低。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指数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非均衡性现象将长期存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对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生态环境水平却有抑制作用。因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应加速推进粤港澳三地市场一体化，有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协调湾区环境治理的联合治理机构，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高标准对外开放。     

黄河流域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

推动黄河流域多系统协调发展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此，文章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1—2020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四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且各城市群均属于科技滞后型；（2）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得到显著提升，区域特征主要表现为耦合协调度从流域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3）各地级市四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少数地区发生跃迁现象，跃迁路径存在差异，且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推动区域能源-经济-环境-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外部驱动力。     

长三角地区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用投影寻踪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各城市2009—2018年经济、社会、生态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其次根据不同城市发展特点运用障碍度模型初步分析各城市内部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应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内部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未突破经济、社会发展桎梏，呈现“单核辐射，多极驱动”的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可划分为“核心”和“外围”两类城市。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不同，经济规模、经济活力、科教投入、创新能力为各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理论逻辑、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20年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以及“共同”和“富裕”耦合协调度，并利用基尼系数测算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06—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呈现“N”型波动上升的趋势，“富裕”和“共同”水平呈“X”型变化；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上升较快，在“十三五”时期趋于平缓；耦合协调度地区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东北地区最低，而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据,测算了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并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三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表现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在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度较大,表明其对总体耦合协调度起到重要作用,其他驱动因素依次为物流产业增加值、区域GDP、R&D经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及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基于2013—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收敛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Theil指数分解法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体的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北京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河北的最低但增长速度较快,与天津的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及南、中、北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大致呈现收敛性特征;各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京津冀耦合协调水平的总体差异明显,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