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从聚焦数字实际交付服务到数字贸易全覆盖

数字贸易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数字贸易区别于传统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是否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交易,但目前各国按照服务类型而非交易方式统计服务贸易,为数字贸易测度带来挑战。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从“数字可交付贸易”到聚焦“数字实际交付贸易”的研究,对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的数字贸易宽口径指标,确立宽口径的数字贸易核算框架,并采用贾怀勤（2018）提出的数字技术融合比计算方法,对我国2018—2020年数字贸易规模进行试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为4.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交付贸易规模1.32万亿元,数字订购服务贸易规模0.99万亿元,数字订购货物贸易按跨境电商计算,规模为1.69万亿。本文深化了数字贸易规模测算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贸易规模测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文章借助UNCTAD数据库2008—2019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RCA指数和CA指数，并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重点分析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个别行业也落后于同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和巴西。中国需要不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投入以及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以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比较优势。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数字贸易的概念框架与统计测度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扩展了贸易的方式,衍生出了数字贸易,也对传统的贸易统计提出了挑战。原有的统计核算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体现了数字化的特征,但是却无法反映数字贸易的全貌。测度数字贸易就要清晰界定其概念内涵,采用科学规范的测度方法以及可行适用的数据获取手段,OECD-WTO-IMF的《数字贸易测度手册》提供了很好的国际可比的做法。文章通过文献归纳,比较了国际国内对数字贸易内涵理解的异同点,阐述了测度数据的来源问题,重点总结了数字贸易测度的难点以及针对性的建议。     

知识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模型研究知识型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在没有贸易和贸易自由化下对贸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知识型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帕累托最优,强调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及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能够导致贸易国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率。最后分析了世界知识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就加快我国知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长期"重制造,轻服务"的政策导向客观造成服务贸易发展相对缓慢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不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导致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但只能称得上是物货贸易的大国、服务贸易的弱国,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远远小于货物贸易,1998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2%,美国则是70%,中国不足美国的一半,2006年1-6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达4287.41亿美元,而服务贸易仅为403.02亿美元,不及货物贸易的1/10.……     

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并结合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地区差异,最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纵向数据系数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东部地区发展规模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均是导致不同地区服务业经济规模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SYS-GMM的动态分析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极具潜力的机电产品出口市场,探讨中国与沿线区域间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SYS-GMM实证分析沿线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最终提出沿线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针对性建议。研究表明: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偏低,但整体呈上升趋势;基础设施是制约沿线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首要瓶颈,但其近年来的改善幅度大于其他分项指标。以中国为出口方,沿线区域为进口方,双边之间的机电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相较于其他因素,贸易便利化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机电产品前期出口量。分项指标中,基础设施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边境管理和营商环境。     

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对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层次上,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各类区域经济组织作用不同,在分类层次上,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不确定外,其他主要因素的作用与总量层次相同;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在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不足”,在五类农产品进出口上属于“贸易不足”的国家较多,表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探讨了服务业FDI流入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机理。采用我国1990～200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验证结果显示,FDI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进口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FDI对于我国服务出口、进口促进作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2012—2022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知识图谱,回顾与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热点可分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数字人才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五个方面;（2）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不同维度上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协调度,二是探讨全球数字化趋势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效数字协同治理体系。     

对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状况的测算与分析

本文对我国服务业整体和内部各部门的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中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服务业整体、内部各部门均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贸易模式;我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尚不明显,仍然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要特征;我国服务业横向产业内贸易仍然不够突出.     

中国对日韩征收反倾销税的贸易救济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对来自韩国和日本冷轧薄板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贸易救济效应。中国对日韩冷轧薄板征收反倾销税对日本企业出口量不存在显著的贸易抑制效应,对韩国企业出口量存在显著的贸易抑制效应,但是从韩国对华出口产品的价格来看,这种抑制效应变得不是很显著;中国对日韩冷轧薄板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存在显著贸易转移效应;实施反倾销调查对整个中国贸易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是这种抑制效应不具有持续性,抑制效应慢慢变弱。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联动关系的考察

文章以我国1982-2015年贸易结构的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联动关系进行考察.结果显示: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弱联动效应;相对于初级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与工业制成品贸易相互之间具有显著联动关系,彼此的波动贡献度达40％以上;相对于旅游服务贸易和新兴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对运输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对其波动的贡献度达到了60％以上,而三部门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推动作用较小,其中影响最大的新兴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波动的贡献度也仅在2％以内.     

韩国的服务贸易及其促进政策

近年来，韩国服务贸易呈现出发展迅速、生产性服务业地位有效提升、服务业吸引外资远超制造业等六个特点，运输业、旅游业、海外工程承包业、金融服务业、文化娱乐服务业等五个优势服务贸易行业发展迅速，韩国政府从改善服务贸易环境、发展优势服务贸易产业和提升逆差服务行业竞争力三个方面入手，采取政策促进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     

基于MRIO模型的中美贸易内涵碳转移研究

采用MRIO模型,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20个行业的贸易内涵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总体及行业特征。研究得出: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碳远大于其从美国进口的内涵碳规模,从而中国通过贸易承接了美国大量的内涵碳转移;另一方面,相对于两国的贸易规模,中国承接了更多的内涵碳转移,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碳泄漏"。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方法将贸易内涵碳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得出:规模效应总体为正,且贡献率最高,表明中国日益增长的对美出口是推动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结构效应总体为正,但影响很小;技术效应为负,证明中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规模的扩张。     

中国与“一带一路”典型贸易区间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文章结合中国同典型国家之间的贸易真实情况,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中国同典型贸易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国的贸易自由度对贸易影响非常显著,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影响不显著。随后测算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潜力,并按照潜力巨大型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和潜力再造型国家进行了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