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行汇率制度透视及协调路径分析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主要是采用盯住美元.危机以来,汇率制度仍然没有改变."害怕浮动"和"原罪论"对这种倾向作出了代表性的解释,但东亚现行的汇率制度确实暴露出许多问题.东亚进行汇率协调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减少汇率的大幅波动和降低制度成本.为了建立信息透明、相互信任和互助的汇率协调机制,东亚国家和地区应该在现有的"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增加双边互换规模;加快建立和扩充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库;在此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提高东亚经济抵抗危机的能力.同时,大力发展亚洲证券市场,提高东亚货币在国际信贷、投资中的地位.使得东亚经济体最优的汇率选择机制从当前盯住美元转向真正的盯住一篮子的汇率制度安排.     

人民币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

汇率政策有效性受产权、交易费用、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约束.人民币汇率政策有效性的阶段性变化与同期的制度约束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在减弱,政策有效性逐步增强.笔者认为充分认识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对于转轨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人民币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具体表现为国有产权制度缺陷、来自国外的新形式交易费用增加、汇率形成非市场化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制度低效.提高汇率政策有效性需进一步加强各项配套制度建设.     

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

汇率制度的经济绩效是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文献分析方面,关于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以及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通过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固定汇率制的反通货膨胀绩效要超过浮动汇率制度,但优势并不明显;长期来看,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在放松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钉住汇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导致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     

构建我国“汇率目标区”的对策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汇率制度改革的方案中，广受关注的“汇率目标区”制度，探讨我国在资本项目开放后，选择“汇率目标区”制度的现实性与必要性。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构建该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困难及对策。     

汇率制度退出与转型：文献综述

如何退出已有汇率制度安排，向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型？这是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维持已有制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一致时退出已有汇率制度是最优的。最佳退出时机的经验判断原则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冲击、政治与制度因素等。这些因素同时也决定了该国汇率制度退出和转型的策略选择。汇率制度转型所需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具有一定深度和一定流动性的外汇市场，一套连贯的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的政策措施，一个恰当的名义锚，监测和管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外汇风险暴露的有效机制。     

汇率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仅仅对汇率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很难得出一个连贯统一且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由于并不存在理想的和绝对客观的汇率决定方式,所以有必要从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考察一国的汇率决定和汇率制度。汇率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多方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对主权货币的一种安排方式。     

人民币汇率补贴论之辨析

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表现突出,尤其是连续二十年的贸易顺差和屡创新高的外汇储备,使得一些西方国家将目光盯向了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汇率安排相继提出各种指控,旨在加快和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特别是美国国会近年来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层出不穷,从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到汇率偏差,从着眼于汇率操纵行为到关注汇率贸易效果,从单一的制裁措施到全方位的行动,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尘嚣日上,且相关法案也日趋完善.由于汇率问题涉及一国货币主权,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有关汇率立法的动向,及时作好应对准备.     

汇率传递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汇率传递问题是国际金融的中心问题。自浮动汇率制度实施以来,汇率传递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分析框架上,汇率传递理论经历了从产业组织理论到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转变;在研究内容上,该理论不仅把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和汇率传递弹性的决定因素分析从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而且开始关注汇率传递的宏观经济影响,包括支出转换效应、国际收支调节和最优货币政策等。     

危机中的人民币汇率外部性与大国合作

通过对两次危机过程中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表现,包括借由贸易渠道所产生的实际产出影响,以及危机对中国汇率制度调整的阻滞效应等几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汇率体制变革并非单一的主观性问题,其进程的推动力量不但根植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与环境,更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广泛领域内的经济与政治合作.     

关于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的思考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迹象.采取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对这一通货紧缩态势效果不明显,因而应进一步考虑汇率管理方面的改革,尝试利用汇率管理政策的调整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汇率管理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关系的实施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各种效应及传导机制的影响更有益于目标的实现.加快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向下进行合理幅度的调整.     

浅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

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目前已突破8000亿元大关,位居全球第二,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国的汇率制度是关键因素之一,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应重新审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本文结合我国的新旧汇率制度分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并得出结论,给出简单建议。     

基于汇率目标区的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构建

在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家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会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但是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意义的浮动汇率制度存在固有的阻碍,所以汇率目标区制度应运而生。在我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汇率制度剧烈变动所引致的潜在风险,可实施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分别在短期和长期内根据经济基本面的区制改变对汇率实施离散型调控。针对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我国2005年汇改适应了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汇率波动幅度处于目标区内,体现了汇率的离散型变动。     

人民币汇率软盯住美元特征研究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汇改，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管理浮动。本文选用汇率的日度数据对隐含的汇率权重进行了估计。通过模型对比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货币篮子中美元具有很高的权重，表明人民币汇率虽然在观测期内波动很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在每日基础上保持对美元的稳定，具有软盯住美元的特征。     

试论日本政府干预日元汇率和操纵汇率之嫌

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至2004年一直干预日元汇率。由于日元汇率的走势基本上是升值,因此,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目的在于阻止日元升值,为日本产品的出口提供有利条件,结果导致日元汇率被低估和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是干预汇市的积极实践者,理应被看作操纵汇率的国家,但其却在国际上挑起了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美国是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压力最大的国家,但对日本政府干预汇率却听之任之。美国的不同做法只能说明向人民币汇率施压是政治问题,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探析

时态法和现行汇率法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两种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两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和适用性,它们的理论依据、汇率变动影响的项目以及折算损益的处理等都不同.因此,跨国公司应根据我国国情来选择不同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中国汇率调控模式研究

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金融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与国外的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的融合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汇率是影响对外经济的关键因素。针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和汇率发展历程,中国应实施有管理的离散浮动汇率制度,即中国汇率调控仍然应在政府的宏观掌控下进行,汇率水平应在市场供给与需求要素的作用下在狭窄的区间内波动,在外部影响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突破区间的限制进入新的波动渠道。     

中国入世后汇率问题研究

中国在加入WTO后,现行的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将无法再起到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对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刚刚经历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人民币在一片"贬值"的呼声中已经很脆弱,为保证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宜马上就采取"浮动性"过强的汇率制度,因此应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制"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汇率制度.     

日本的外汇制度与汇率政策调整中的美日博弈

本文重点研究了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本在被动地调整外汇制度及汇率政策过程中美日两国的博弈,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这一贸易领域的问题是如何被扩展到日本的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及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日本为了避免日元短期内大幅度升值,是如何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调整外汇制度和汇率政策及实施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主权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一国的汇率政策属于一国经济主权的范畴.维护中国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币汇率改革只有在坚持维护中国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到底被低估了多少?

人民币汇率是近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本文借助乔翰森(Johansen)协整分析框架,运用行为均衡汇率(BEER)模型和恒久均衡汇率(PEER)模型,探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均衡水平.论文认为,人民币汇率的确被低估,但幅度最高不超过15%;渐进的"两步走"改革战略是中国推进固定汇率制转向弹性浮动汇率制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