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止南国”的出处

编辑同志: 贵刊第一期所载《少年时代的刘少奇同志》一文中说:少奇同志看见“惠止南国,戴如北辰”的对联,便去翻书,最后“从《诗经》的《王风》和《上论》的《为政第二》中找到了这幅对联的出处和大意”。查《诗经》的《王风》十篇,没有“惠止     

杨献珍同志的信

本刊1981年第一期刊登的吴秉元同志的文章《忆艾思奇同志》,其中谈到艾思奇同志的某些情况,与《人民日报》1981年5月19日刊登的卢国英、叶佐英同志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所述基本相同。现特将杨献珍同志1981年5月27日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转载于此。     

广东经济学会一年来举办十多次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报告会

一年来,广东经济学会根据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先后邀请了省、市经济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向经济学界作了十多次关于我国、我省当前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和经济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是:罗培元同志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梁巨墀同志的《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问题》;黄中强同志的《关于目前农村形势和争取农业生产新高潮的问题》;谢南石同志的《关于农产品价格与等价交换问题》;王冕农同志的《关于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张兆霖同志的《关于当前市场问题》;范希贤同志的《关于当前商业工作的几个问题》;王冕农同志     

关于生产力二要素论的探讨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友红同志《关于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等概念的理解》的文章,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所载郁幕镛同志的《论社会生产力》的文章,都主张“生产力应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三个要素”。一九七八年《经济研究》第九期所载王殿俊同志的《关于生产力的两个问题》一文,主张生产力既是三要素又是两要素。我认为,生产力的三要素论或既可三要素又可两要素论,都是值得商榷的。生产力的三要素论和二要素论的分岐,在经济学界和哲学界都由来已久。王学文同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张鱼同志的《关     

驳冯定的几本著作中的错误观点

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刊载了张启勋同志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的错误论点提出原则性的批评的文章后,各地报刊纷纷发麦文章,进一步对冯定同志《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人生漫谈》等书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作了批判。大家一致指出冯定同志的这些著作都是歪曲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坏书。现在,我们把批判冯定同志的几个论点综述如下: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华东六省一市社科院院刊1993年协作会述要

<正> 1993年9月21日至9月25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杂志社主办的华东六省一市社科院院刊协作会议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上海社会科学》、《福建论坛》、《浙江学刊》、《江海学刊》、《学海》、《江淮论坛》、《东岳论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建坤同志,东岳论丛杂志社名誉社长、著名企业家、山东水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张才奎同志,《东岳论丛》杂志社特约编审、济南职工科技大学校长张振声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尚未“已成全璧”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总第七期)发表的陈漱渝同志的文章《关于〈敬业学报〉第六期》,首先引用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撰写的《周恩来同志的中学时代》(以下简称《中学时代》)一文中如下一段话:“《敬业学报》是敬业乐群会的刊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关于《资本論》方法問題的商榷

吳传启同志在1961年《新建設》11月号上发表《分析資本主义經济从商品开始的方法論意义》一文以来,学术界陆續发表了討論《資本論》方法論的論文。我对吳传启同志和王亚南同志的一些见解,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向同志們请教。     

周恩来年谱简编(1898——1976年)

今年三月五日,是周恩来同志诞生八十三周年纪念日。本刊从今年第二期起,特连续刊登怀恩同志编写的《周恩来年谱简编》。怀恩同志早在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时候,就立志要写一部周恩来传记,使周恩来同志的伟大光辉形象永远再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成为激励人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巨大力量,继《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和《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上、下卷)两书出版之后,怀恩同志又紧张地从事《周恩来年谱简编》的编写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年谱简编》的发表,对国内外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对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思想品德,将会有所裨益。     

形象思维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评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的依存论

《哲学研究》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的王极盛同志的《何谓文艺的形象思维》,以及《社会科学战线》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韩凌、舒炜光同志的《形象思维问题新探》,是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王文把浦满春、孟伟哉、周忠厚、何洛、蒋孔阳、茅盾等同志的观点,叫做“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平行论”;而在我看来,王、韩、舒等同志的主张,     

关于《敬业学报》第六期

《敬业学报》是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编辑过的一种杂志,一九一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一七年六月终刊,共出六期。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撰写的《周恩来同志的中学时代》一文说:“《敬业学报》是敬业乐群会的刊物,由     

《自杀》写于何地考

丁帆同志《论茅盾早期的短篇小说》(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认为《自杀》连同《创造》“是在上海写成”;无独有偶,叶子铭同志的《茅盾的第一个短篇集——[野蔷薇]》一文(《书林》1981年第三期)也这样认为。     

学诗学书此堪师——读《陈毅诗稿》

读到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陈毅诗稿》,恰逢党的六十周年大庆,再过两个月即八月二十六日又是陈总八十诞辰,心中立即兴起对党的敬仰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陈毅诗稿》收有陈毅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书写的诗词手稿一百题,与张茜同志编定的《陈毅诗词选集》一样,再现了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同时,陈毅同志自成风格的书法艺术通过诗稿得到充分的展现。向未正式发表而这次被收进《陈毅诗稿》的《沈钧儒先生书毛主席诗词嘱题》     

关于《圆圆曲》的创作动机与客观效果

我疏解《圆圆曲》,主要是想要与姚雪垠同志商榷的。因为黄裳同志已经有文章了,所以我才改作《疏解》。我不同意姚雪垠的那些考证,我认为《圆圆曲》中叙述的故事,主要情节是真实的,就象《长恨歌》、《桃花扇》的主要情节是真实的一样。也不同意姚雪垠的某些论点,我认为《圆圆曲》也不单纯是讽刺吴三桂、鞭挞吴三桂的,《圆圆曲》的基调不是讽刺,也就象《长恨歌》不是讽刺诗,《桃花扇》不是讽刺剧一样。文章发表以后,《晋阳学刊》编辑部转来了刘德鸿同志谈《圆圆曲》基调与商榷的     

形象的历史感与鲜明的民族性——李乔《破晓的山野》读后

李乔同志是蜚声文坛的老作家,《破晓的山野》(以下简称《山野》)是李乔同志近年的新作,又是云南省八一——八二年文学评奖长篇小说获奖作。这里谈谈读《山野》后的一孔之见,写出来就教于识者。 从《欢笑的金沙江》写作到《破晓的山野》问世,历史走过了曲折而不断前进的三十年;而李乔同志的创作道路,也经历了饱     

再谈角厮罗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答顾吉辰同志

<正> 拙稿《角厮罗家族世系考述》(简称《考述》)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治西北史或藏族史的同志的注意,特别是顾吉辰同志就角厮罗家族世系中的一些问题撰专文与笔者商榷。(见《青海社会科学》八三年第一期《就角厮罗家族世系的一些问题与汤开建同志商榷》,简称《商榷》)拜读之后,获益非浅,谨致谢意。     

也谈民间说唱《方四娘》

<正> 民间说唱文学《方四娘》,已引起民间文艺界的关注。许英国同志的《简评青海第一部民间叙事长诗<方四娘>》(以下简称《简评》),开了研讨这一民间文学作品的先河。甘肃高启安同志的《四姐宝卷与方四娘》一文,又深入一层,依据新的资料,对《方四娘》的名称、起源及与宝卷的流变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与许英国同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