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话语与民族根性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家、民族间平等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 ,这使得一些人不由自主地夸大了世界普遍性或人类普遍性。其实 ,平等对话只能进行于非世界普遍性的国家或民族主体性基础上。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根性问题由此提出。中国几十年中形成的文论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中解构 ,又在民族根性的坚持中组构。民族根性 ,是国家或民族发展的现实历史性或历史现实性 ,它既包含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历史根据 ,又包含这一发展的自身现实规定。坚持文论话语的主体性或主位 ,就是坚持说自己的话 ,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一时难以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 ,原因不在于失语 ,而且于它还不具备对话的必要条件。这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文论参与对话的民族根性 ,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组构用于对话的中国文论话语。     

中国文论的建设与超越

中国文论界对国内外文论资料、思想资源的占有空前丰富 ,近百年来养成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世界性、开放性理论视角 ,使其具有兼收并蓄、多元交汇的思维取向和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理论遗产的气度。中国文论应定位于马克思“世界文学”的学术立场 ,融通中国古代文论精华与西方文论成果 ,从而走向建设与超越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二元及多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话语演进机制之比较

中国古代与西方都建立过一系列二元或多元关系的文论话语范畴。中、西批评家与理论家不断言说与推演这些话语范畴,逐渐形成颇不相同的二元与多元话语的演进机制,即中国古代的二元互补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国古代的多元分解与西方的多元共建。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文论,则更多地亲近西方文论的演进机制,即以二元对立和多元共建的方式展开文论对话与理论建设,推衍着现代汉语文论话语。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

对话是揭示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通过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来实行这种对话,应该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汇交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或许在这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对话的过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评价模式,尊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的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平等性、包容性,对于对话之有效性至关重要。理想之对话,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和多种张力的思想过程,而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并且呈现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尤为重要。     

启蒙价值与全球化--从生活世界的观点看

解蔽启蒙心态和重审全球化是由生活世界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两大任务.本文认为,启蒙现代性确立的普遍价值标准,造成了新的"蒙蔽".在启蒙价值的普遍性诉求中,全球化将这种蒙蔽扩展为全球控制.新的全球意识呼唤一种超越西方启蒙心态的人类普遍价值标准.它要求我们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重建价值普遍性.面对全球危机,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的共识,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乃是人类新千年的重任.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精确"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批评话语的语义分析

用抽象和精确来评价中西文论,在"比较"意识上是值得深入追问的.精确是相对的.隐喻性是语言的普遍特性和深层的本质,而科学性、逻辑性、精确性不过是语言发展的阶段性特性,从隐喻性中衍化出来,并不具有普遍性.西方文论未必就是精确的,其术语和概念未必就是严格限定的,这与"语境"有关系;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也有某种精确性,但这种精确性不是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由语境来控制的.古代文论在中国古代意义是明确的.     

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王元骧一在认识文学的“人学”特征方面，我国的古代文论是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值得借鉴和批判吸取的思想资料的。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文论与西方传统文论不同：西方传统文论是在古希腊以来的知识论的哲学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柏拉图否定文...     

百年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概述

百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的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反形式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发展阶段.但是,相对于人们对古代文论中其他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所达到的水准而言,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究其根源,不仅与"文以载道"的文化情结、整体直觉的运思方式息息相关,而且也与西方形式文论的主导参照密切关联.所有这些因素分别导致了重缘情重言志而轻文辞轻形式的文学传统、重品味重印象而轻分析轻语言的解读模式以及重以西观中而轻以中观西的研究范武.在对百年中国古代形式文论历时扫描与共时反思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历史还原、逻辑升华与对话交流研究,期许未来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中的共同文学规律

世界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各异,范畴不同,术语概念更是五花八门。人们往往会怀疑:讲“文气”、论“风骨”的中国古代文论,能否与谈“摹仿”、言“迷狂”的西方文论相沟通?谈“味”言“韵”的印度文论,说“技”讲“辞”的阿拉伯文论,喜“幽玄”论“风雅”的日本文论又能否与说“意境”的中国文论,崇“结构”的西方文论相补充互融合?或者说,世界文学理论中究竟有否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恰恰是比较文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在时代的分裂与融合中得以调整与拓展,其文学对话与交流,既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开展,又在取长补短的交流中进行,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庾信、王褒、温子升等人在南北文学对话及其文论观念构建中功绩卓越。庾信的文论,以自己的身世之感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文论精神进行拓展。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     

东方与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的新拓展

比较诗学的研究就是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高到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概括性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旨在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既然如此,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就不宜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诗学的比较,而应扩展其研究的视野。我国比较诗学兴起近20年来,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研究,比较和对话仅限于中西之间,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然而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均是世界文学大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而这三大源头中东方就有两个。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论的研究一直较为冷淡,哪怕是对作为源头之一的印度文论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