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史研究

王先明在《光明日报》1990年2月21日撰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开始了“社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学的理论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马克思最早提出并运用了“社会史”学术概念。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就提出了“市民社会史”学术用语。马克思不只使用了“市民社会     

村落研究: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

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 (PrasenjitDuara )原先在印度国内研究中国清末民初社会史 ,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 1 983年 ,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 :《乡村社会的权力 :1 90 0 - 1 940年的华北村落》 ,1 987年发表《国家内卷化 :1 91 1 - 1 935年华北地方财政研究》。 1 988年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 :1 90 0 - 1 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 ,杜赞奇因此获得了美国史学会费正清奖 (TheJohnK .FairbankPrize)和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TheJosephLevensonPrize)。本书代表了杜赞奇的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旨趣 …     

美国的阿拉伯史研究

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学者对穆斯林世界的研究,重点放在阿拉伯地区.后来,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土耳其、伊朗等国.但是,由于阿拉伯各国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仍然有许多人从事阿拉伯史的研究,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过去,西方学者研究的阿拉伯中世纪史主要是阿拉伯人扩张阶段的政治史.美国学者从新的角度探讨这个时期,开辟了社会史的新领域. 1975年,社会史学家理查德·布利特出     

革命与“革命叙事”

在古代中国,"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周易》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觉得有强辩意思在。直至孙中山出,"革命"渐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新词。这是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也是后来国民党史观建构的基础。由此检视国民党主导编写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都与正统史学渐行渐远,清政府、满洲贵族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孙中山、革命党成为救世主,晚清叙事逐渐脱离正统史观、王朝史观,叙述主线不     

浅析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现代史学发展表明,唯物史观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走向科学、客观之路的灯塔,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与前途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虚无主义思潮,他们以中国文化领域的包容开放为"契机",鼓吹西方史学方法论,全力否认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指导作用。因此,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尊重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新时期历史学者的首要任务与共同使命。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藐视其他文明。但是到了近现代,这一认识全面解体,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少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以论代史倾向的学者,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者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提炼出自己的理…     

关于中国人的“流氓性”以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的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与王毅先生商榷

近些年来 ,随着明代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一些社会病态现象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流氓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明代流氓的构造成份、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 ,王春瑜、陈宝良等学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了细致描述 (王春瑜 ,1 991 ;陈宝良 ,1 993 :1 53 - 2 47) ,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了解和认识。《社会学研究》2 0 0 0年第 2期和第 5期刊载了王毅先生的长篇论文《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通过明代后期世态小说的内容对社会史的考察》(下称“王文”) ,该文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为明代流氓史…     

浅谈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口述历史作为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但在语言学史研究中成果甚少。本文拟基于张宜2012年出版的《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中学者对于口述研究的态度以及口述研究和人物传记对比,旨在探究语言学史口述研究的优势,并对其理论价值以及现实意义进行总结。使更多学者关注到口述历史,更直观领略其价值。     

罗马史学家李维与塔西佗撰史风格比较

李维和塔西佗并称罗马史学双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两人都是罗马道德史观的重要实践者，但从撰写史书的态度、选择史料的眼光、取舍材料的兴趣、著述的目的等方面，两人具有一些相异之处。本文力求考察他们史学风格的异同点，并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     

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

社会史是历史学学科内方兴未艾却仍有许多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所注目的领域。本文认为,正是因为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盟,才产生了社会史,故而社会史与其说是历史学的学科分支,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历史范式。只有在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不断对话和批评中,这种新的史学范式才能得到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均可得到互惠     

2008年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研讨会综述

2008年9月25-27日,由浙江大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汉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国内外10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中国社会史与新史学”作为三个相对独立的论坛之一举行,日本学者森正夫等以及国内     

科学史研究新路径

米库林斯基认为内史论和外史论这两种研究进路都不能作为研究科学史的正确方法,原因是这两个路径都代表了一种简单的、局限的和片面的设想,都无法代表科学编史学领域方法论流派丰富和多样的思想.     

试析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的文本肌理结构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虽然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作品,但是并不能由此说明转喻的文本构成模式在作品中占到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受中国古代历史意识"通""变""具象思维""情感介入"四个方面特点的制约,史传文本中的隐喻和转喻两种文本肌理形成了平分秋色、相得益彰的局面。通和变的史观决定了历史叙事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上的转喻,具象思维和情感介入生成了历史叙事在形象和审美关系上的隐喻。最终解释了史传文学具有文学与史学二重性质的深层原因是隐喻与转喻两种话语生成肌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江西市镇及商品经济研究综述

随着史学的发展,区域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在众多的区域史研究中,江南以其市镇勃兴、商品经济发达聚焦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在这一大的研究背景下,明清时期江西市镇及商品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着研究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傅斯年的史料收集与鉴别法

史料对于史学的研究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探索史料的收集与鉴别方法时,傅斯年是中国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对于史料的收集与鉴别方法的应用于同时代得梁启超、前人刘知几、章学诚以及乾嘉学派都有着相似和不同之处,对于这些同和异,我们应在学习中加以鉴别,以指导我们现在的学习和工作.     

《中国社会学(二)》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学》第二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 6月出版。该书为研究论文集 ,以收录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华人学者发表的优秀论文为宗旨。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在汉语学刊发表过的社会学论文或译文、已在外文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少量未发表过的社会学论文。所有论文的作者均是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社会学》是一本年度连续出版物 ,创办之目的 :一是纪念前人 ,二是推进积累 ,三是探索方向。本集分为三个部分 :1 .社会研究的基本问题 ;2 .单位制与城市社区研究 ;3.新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二)…     

浅谈历史学的作用

在传统中国，“史”曾有过它上千年的荣耀，学史、治史、谈史、著史之风蔚为大观。但在20世纪以后，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历史学越来越被边缘化。对历史无用的抱怨和功利地看待事物的本能心理，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极端的态度去否定史学的价值，现在更多的人们认为历史是无用的。文章通过浅析历史学的作用，旨在唤醒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呼唤史学春天的到来。     

浅析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是日本近代从事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派,其研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特点、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析,以期对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非常声音

“中国学者的研究居然把‘中国’弄丢了。研究工具和问题都是西方的，所有的成果也用西方标准衡量。” ——学者邓正来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揭幕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邓正来教授认为，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这种倾向肢解了中国，把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活生生的中国，肢解成一个个孤立而互不相干的切片”。     

简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

近年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正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杜维运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是比较有建树的一人,他建立了系统地比较理论与方法,其中《中西古代史学比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书中通过中西方古代史学起源、史学原理创获、史学著述成绩的比较,让更多的人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史学的特殊性、体现中国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