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问题探讨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不断受到社会的关注,建筑行业是吸纳农民工的重要领域,本文结合工作实际,首先分析了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问题、培训不足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有所帮助。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校企合作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教培训机制的构建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社会向前推进的重要推力,因此,必须加快校企合作,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教培训机制的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职业技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训练与提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政府、职业院校、各大企业的鼎力合作.     

"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民工荒”即民工短缺,而民工就是农民工,而且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主要形式。但近几年,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民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工资的廉价和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二是劳动力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三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萌芽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四是结构性缺工,尤其是严重缺少技工。“民工荒”客观上使企业招工犯难,但却对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劳动条件的改善、技工的增加乃至农民与农民工分化的巩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不会使农民工倒退到农民,相反对农民工阶级自身发展来说是一个健康因素。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的“长板”

不久前，《中国之声》报道：“大学毕业生的人均工资低于农民工。春节过后，广东省某企业开着大客车到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去招工，以月薪2000元，免费提供住宿的条件预招200人，但最后只招回2人。”一面是全国性的“用工荒”，一面是大学生毕业就待业，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对此不无忧虑。     

浅析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基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提高就业培训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当前的传统模式和就业培训券模式这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一些问题,要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机制,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路径,以及探索其他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具体路径。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