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影响法制建设的深层次的因素.十五大以来,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快速展开.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建设却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传统法律文化固有的特征出发,与现代法制要求进行对照,发现差距,在继承和摒弃并举的精神下,探询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之路是当前我国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变革所带来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取向的转变都反映到了敏感的法律教育中,并赋予其新的使命。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的发展史,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法制的演变。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在经历过由热到冷的变化之后,即将迎来一个重兴的历史时期。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必然性。同时,法院调解的重兴需要优化重构,而再构的法院调解制度应当注意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批判与吸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院调解制度。本文将这次重兴放置于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从而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应以当事人主义为中心进行定位。文章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是我国调解的传统、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调解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大调解”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法院调解的重兴与再构中,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本土资源与域外经验,切不可持机械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态度,从而进一步论证,法院调解的重兴与法制现代化建设并行不悖,重兴的法院调解制度必将对法制现代化建设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并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制现代化革命，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植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法律趋同：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兼论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

法律趋同化远溯于古罗马,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当今世界已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国内法学界对之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有的学者看到或承认这种走势,有的提出法的“国际化”观点,还有学者提出法的“本土化”观点。本文阐明法律趋同的历史沿革,当今国际社会法律趋同趋势加强的原因,以及法律趋同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大作用。     

法律的人文关怀与法制的现代化--一种人文主义的维度

人文主义所彰显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价值。现代法律的人文关怀是对社会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现实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是对社会个体权利的充分确认和有力保障。法制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故其应当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幸福自由生活为终极关怀的现代化。     

无讼的价值取向与调解制度的法律传统

作为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存在调解制度。在其后的封建社会,调解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更受国家与社会的青睐,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要形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调解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我国调解制度的法律困境与出路选择

调解方式借助中立的法官的公信力,尊重纠纷当事人处置自身权利的愿望,为公权与私权的最佳结合,既能定纷止争,又可节约社会资源。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只有深刻剖析调审结构的内在冲突和运行中的失衡问题,并建构一种程序机制来其冲突,以及对调审关系重新定位,我国的调解制度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法制现代化与法律意识现代化

在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中,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必须实现法律意识现代化,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法律意识现代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制现代化与我国的司法独立

法制现代化意指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变迁,其主要表现是法制价值取向、法制内容、法制功能以及司法的现代化,而司法独立是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独立存在着体制的困境。要实现我国的司法独立,需要从转变思想观念、完善宪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等方面努力。     

试论现代法制对法律传统承继的依据和选择

作为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制发展的内在逻辑,蕴含着许多可以为现代法制吸收和借鉴的合理成分.由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延续性、法律价值观念的传承性、对民族法律心理的认同感等因素的存在,客观上为现代法制有选择地承继法律传统提供了依据.     

国际商事调解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以当事人利益为导向、高度自治的法律性质。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达成争议解决方案,还可全过程控制调解程序,包括选择何种调解模式、调解环节是否采用绝对保密的单方会谈方式、自行判断调解程序是否正当等。当事人在国际商事调解中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其自治权侵害对方当事人权利、第三人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为规制国际商事调解可能带来的法治风险,我国在相关制度构建中可从调解员准则、公共主体参加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调解的保密性及其例外、法院的执行与审查、防范虚假调解几个方面予以重点规制。     

法律职业的形成及其条件——一种制度史考察

法律职业在古罗马时代开始萌芽,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开始形成。在13世纪的英国,随着法律与宗教和政治的逐步分离,一批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律师开始在法律实务中获得不可替代的地位,律师公会掌控了从知识灌输、技能训练到执业资格授予的法律职业。现代意义上法律职业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于法律作为科学学科地位的获得、法学理论教育模式的选择和法律形式主义运动的深入。法律职业始终是一个关涉社会历史的条件性概念和命运性术语,它以社会发展演化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为条件;同时,法律职业既是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着法律理论和制度实践。     

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

行政诉讼可否调解,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理。随着现代行政管理模式转变,行政权在行政管理中已广泛出现合作、协商形式处分行政权,行政诉讼以调解方式处分行政权的科学性不但大量出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理论的日趋成熟和社会的期盼,定会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浅论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

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两个不同方面,人的现代化能够促进法制现代化目标的更好实现,法制现代化则能为人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粗浅地探讨了这种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关于调解制度改革的思考

调解程序的频繁启动无益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和法律正义的实现 ,调解程序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法院-社会调解模式的基础与制度建构——以河南省调解年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法院调解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一些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家首先在内发型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模式。同时这些先发展的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对于落后国家进行干预,使得日本、俄国、印度等落后国家成为他们扩展和冲击的对象,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外发型模式的特征。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内发型法律模式,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近代也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最终其法律模式具有鲜明的混合型模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