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

笑笑生在《金瓶梅》中设立了许多巧合情节。这些情节是对《水浒传》叙事的继承和创新 ,是我国传统叙事文学创作叙述艺术的典型体现。巧合情节在《金瓶梅》叙事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 ,突出的表现为叙事的结构功能和叙述功能。     

司马文森在桂林的文学活动及成就

司马文森(1916-1968)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归侨作家,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文艺活动家和卓有贡献的外交家。在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他同广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三九年春,司马文森离开了广东韶关,风尘仆仆,终于来到了西南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家族母题

由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年代时空距离的差异,中国现代家族母题叙事的理性批判与文化眷恋的启蒙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新的变形,即从对家国同构的理性审视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心态的重塑,从父子思想伦理冲突到祖孙精神性格的一脉相承,由对家族制度激进的革命批判到辨证的文化反思,当代家族小说在继承现代家族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艺术之境。     

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表达维度研究

互联网时代，元叙事的整体性随着整个网络虚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发生了解构：元叙事指向全体叙事，“碎片化”叙事指向部分叙事；“元叙事”强调叙事的统一性，“碎片化”叙事强调叙事的差异性；“元叙事”强调真理与权威，“碎片化”叙事主张探索与怀疑。可以说，“碎片化”叙事与元叙事的概念几乎完全对立,这就为叙事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本文通过对网络影像“碎片化”叙事重新建模分析，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叙事学的共时性、历时性表达维度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鲁迅科学史叙事的人学视野——重读《科学史教篇》

《科学史教篇》是鲁迅早年思想的代表性文本,其科学史叙事不同于对科学启蒙的单向呼应,而是充满内在的对话性。鲁迅在交织着近代启蒙精神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下,通过构筑科学演进中的人学视野,将科学进退与人性发展做出关联性思考,强调克服直线进化模式的历史观、开掘科学史上的人性之光、追求科学理性与感性生命相互催生的人学理想。重读《科学史教篇》亦是重释中国现代启蒙传统丰富性的具体尝试。     

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

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既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和深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又在历史小说中引进文化反思意识,从而使其成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中极具个性,又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文本,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时期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

新时期官场小说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深刻性受到媒体和读者的青睐,它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和叙事伦理几个方面的叙事艺术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新的突破。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南洋叙事

中国现代作家如徐志摩、许地山、老舍、郁达夫等都曾置身南洋这个文化场域,并书写了不少相关的南洋文本。这种南洋书写并没有深入到南洋社会内部,未能真实反映出南洋的社会历史现状,相对于从西洋、东洋寻求文化知识或革命真理这些启蒙现代性或革命现代性目标而言,中国现代作家的南洋叙事别具一格,其中亦折射出现代作家面对南洋时的文化优越心态。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电影叙事新形态

德国康士坦茨学派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将读者在阅读中的接受效果作为文学创作的推动力,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在读者的接受意识。这对于一直以"作者为中心"的西方文艺理论来说是一个新起点,同时也为当代电影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接受美学提出的期待视野、审美距离、召唤结构等核心理论对中国当代电影叙事策略影响深远,从中国新锐导演在近期电影作品中构建的"陌生化"叙事结构,可以看出接受美学对电影作品在叙事结构的构建、视角的多元化等方面的借鉴意义。     

巴人“白虎”的文化意蕴及其精神

巴人极为尊信崇拜白虎，在巴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随处可见巴人“白虎”之影像，形成了特有的巴人白虎文化。深入考察巴人“白虎”的文化意蕴及其文化精神是很意义的。一、白虎：巴人的图腾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图腾，其功用价值就在于它表明了群体起源的同根同源性，是追根寻源的民族认同与归属，是维系群体统一，凝聚群体之力的情感，体现了传统继承之源。巴人以白虎为图腾，视白虎为祖先，史有明确记载，且得到当代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的普遍认同。潘光旦先生在纳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J一文中，经过细致慎密的考证，确认土家族是古代巴人…     

商业文学的创作特性与文化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引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商人气与文人气在文学创作中开始互渗,以反映商业经营活动、描述商人生活为旨归的当代商业文学创作迅速崛起。在启蒙与揭秘的叙事变革中,商人世界强势凸现,并展现出叛逆与超越的创作特性,体现出特定的文化价值。     

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形象叙事研究

对于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承继了这一主题叙事，展现了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中年女性所承栽的生活困境与灵魂挣扎。文章对新世纪文学中的中年女性主题叙事进行研究，从生存与存在两个角度对众多的中年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新的时代情景下的女性命运书写的深度与广度。     

夏目漱石的文艺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观念都表现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在文学创作中，他强调了文学的道德因素和社会功用，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观念；在实际创作中，他提出的一些创作手法也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刘以鬯的南洋叙事

考察旅居南洋五年的刘以鬯的南洋叙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描绘南洋风景层面的冷静、锐利与温情脉脉,而在叙事风格上,他坚持批判现实主义以及接地气的现代主义,徘徊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而若将之安放在马华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的双重观照之下,他则既是马华文学本土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年轻本土作家的模仿资源,同时反过来,南洋经验又成为刘以鬯提升自我、转化为香港作家的有力推助力。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论现代文学的乡土情怀与异域视界

中国现代文学毕竟处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与交流的时代,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异域文化的移植,必然对作家的文学精神发生深刻影响,从而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态度和互异的艺术取向。应该说,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会对两种文化有所吸收和融合,这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乡土的"与"异域的"乃是文学精神的两种要素,它们有对立性也有互补性。在文学的辩证发展中,乡土的要与异域的相融合,形成新的乡土特质;而取异域的精华也必得归本于乡土,异域的移植才能有活力。     

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型特征和体认

新小说肩负着匡世新民的历史重任登上晚清民初的主流文坛，对传统的检讨与对异域文学的吸纳，形成中国小说观念转型进程继承和反叛的时代特质。中国小说观念展示了社会文化和时代环境选择的巨大威力，中国文学气脉和小说精神在断裂与延续的文学生态中走向崇高，小说观念在自新和他新的文学征程中，实现了文类地位和审美取向的时代转变。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